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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行政诉讼引入调解制度的现实性 　　摘 要：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随着行政法治理念的发展，是否真的不适用行政诉讼调解制度，这是个值得考量的问题。域外及我国台湾地区早已在行政诉讼中确立调解制度，并在行政纠纷的解决中产生了重要作用。现行法治也要求行政机关实行服务行政和参与式行政，这就为双方进行协商制造了空间。本文将借鉴其他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法治的实际情况，阐述并分析我国在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制度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关键词：行政诉讼;诉讼调解;必要性;可行性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6-0165-02 　　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在立法之初的法治环境下有存在的合理性，但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体和社会结构呈多元化趋势，现行法治也要求行政机关实行服务行政和参与式行政，这就为双方进行协商制造了空间。在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机制，西方发达国家早已进行了有益尝试，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诉讼和解制度。 　　一、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适用调解制度的启示 　　在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机制，西方行政法治发达国家早已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诉讼和解制度。美国是行政法治相当完善的国家之一，具体到行政诉讼领域，就是建立所谓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即ADR。ADR作为一种新的纠纷解决方式，简便、低成本、高效，是西方国家由诉讼推崇向自治理念发展的结果，适用于民事及行政诉讼领域。ADR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采取的是法院附设调解模式。该制度具有以下特点：首先，调解和法院审判分离，使当事人能更好地自由协商，实现实体公正。其次，避免案件的久拖不决。当调解失败，审判权就会及时介入。最后，行政调解不向当事人收取任何费用。作为一个理性的主体，都会慎重考虑成本与效益的关系，通过法律规则所提供的程序做出理性选择，从而使自身利益最大化。 　　德国行政诉讼调解往往是通过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自愿达成和解协议而告终。从本质上讲“和解协议”就是一种行政合同的形式。德国行政程序法第55条规定：“经明智考虑事实内容或法律状况，对存在的不确定性可通过相互让步消除时，可以签订公法合同，但以行政机关按义务裁量认为达成和解符合目的者为限”。①可见，法律是允许行政机关在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或其他特定情况下，以符合法律目的的方式与相对人达成合同来解决行政纠纷。另外德国联邦行政法院法第106条中：“只要参与人对和解的标的有处分权，为完全或部分终结诉讼，参与人可在法院做出笔录，或在指定或委派的法官面前做出笔录以达成和解。”②法律毋庸置疑地承认了公法上的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和解行为。司法实践中，行政诉讼和解是一种诉讼行为，和解协议也就是一种公法契约。参与当事人对和解标的都具有处分权。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时，必须由法院以裁定的方式做出。但是为了防止当事人随意地行使处分权，以裁定的方式达成和解协议，提高和解的权威性，达到终结诉讼的目的。 　　我国台湾地区新颁布实施的行政诉讼法中规定“和解”是可以作为终结诉讼的一种方式。详细地规定了成立的条件、程序的启动、适用阶段、受案范围等，共计十个条文来进行规定。台湾著名学者翁岳生先生在其所编著的《行政法》中对诉讼和解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行政诉讼和解适用于任何诉讼阶段，包括准备阶段和言辞辩论阶段等。此外，任何行政案件都适用于诉讼和解，只有法院认为适当，随时都可以进行和解。从上可见，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已经成为现代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国家也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并能很好地运行。 　　二、我国建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必要性 　　第一，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需要。我国行政诉讼法中法院依据合法性审查原则通过判决撤销的方式处理其他地行政违法行为。撤销违法行为确认了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违法性，但在确认违法或撤销违法行政行为之后怎样来实现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却没有实质的进展。因为司法权不能代替行政权，且法律没有赋予法院直接做出决定的权力，相对人只能等待行政机关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如果相对人认为新做出的行政行为依然侵害了其合法权益，那么行政相对人不得不选择再次进行行政诉讼。并且如果对一审判决不服，就进入二审程序再审，抑或接着申诉、上访，直至达到目的。这不仅耗费当事人时间精力，还浪费司法资源。诉讼调解形式却简便灵活，如果双方适用调解，由法院主持，让行政机关依法改正之前不严谨的行政行为，可直接达到原告起诉的目的，彻底解决行政争议，从而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行政主体基于实施行政管理的需要重点在于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而行政相对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侧重于维护个人利益，这就为矛盾与冲突的产生制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