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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省际旅游业包容性增长的指标体系及聚类分析 摘要：中国旅游业经历了多年的高速增长，但增长方式属于粗放型。旅游业应发挥“保增长、扩内容、调结构、惠民生”功能，实现包容性增长。关注国民福利的改善和提升，实现旅游业与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旅游业；包容性增长；公平；聚类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F5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1-0087-07 中国旅游业经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已跃居亚洲最大的出境旅游客源国和世界第三大入境旅游接待国，并正在形成世界上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旅游业增长过程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从由外事接待服务转向经济发展，20世纪90年代由单纯式经济增长转向重视生态维护与提升的增长以及21世纪开始关注旅游业在惠及民生、保护环境、构建和谐等方面综合功能。而与此同时，旅游业增长中的矛盾和问题也逐渐暴露。旅游业增长依赖资本和劳动，技术进步贡献率低，还属于粗放型增长[1，2]；旅游业增长的收益分配不合理，社区居民旅游收入比例较低[3]，分配不公平现象突显[4]；旅游权利意识淡薄[5，6]，旅游公共服务覆盖面有限，旅游机会不均等[7]等诸多与包容性增长相背离的现象[8]，与真正意义上“人人可游，人人能游”的大众旅游目标尚有较大差距。因此，如何使得旅游业发挥持续的“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惠民生”功能，成为我国旅游业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要求。因此，探讨旅游业的包容性增长理论是行业发展的新命题，也是国家宏观发展理念客观要求。文章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梳理包容性增长理论及旅游业增长效率与公平问题的研究视角，提出包容性视域下旅游业增长的研究问题；第二部分依据包容性增长理论的内涵框架，以增长前提、增长过程和增长结果为出发点，构建旅游业包容性增长的分析框架和评价体系；第三部分为实证分析，采用聚类分析法，对除西藏以外的30省市的2010年旅游业包容性增长状况进行对比分析，并给出了对策建议。 一、理论回顾与文献启示 （一）包容性增长理论回顾 包容性增长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从“先增长后再分配”的单纯强调增长，到“广泛基础的增长（broad-based-growth）”、“益贫式增长（pro-poor-growth）”以及“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的演进脉络[9]。其提出是基于全球经济近二十年的高速增长并没有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不平等状况却在持续恶化的这一现实。从亚行发布的解释来看，“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相对立，倡导的是一种机会平等的增长，其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10]。它倡导通过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其他发展机会，又强调发展机会的均等；既要通过保持经济的高速与持续的增长，又要通过减少与消除机会不均等来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包容性。亚行首席经济学家Ifzal Ali和Hyun Son（2007）认为包容性增长的根本结果是可持续的和平等的增长、社会包容、赋予权能以及安全[11]。郭晗，任保平（2011）归纳比较了包容性增长与排斥性增长的区别，从增长目标、方式、过程以及成果等方面回答了包容性增长的特征要求（如表1）。 （二）旅游业包容性增长研究回顾 旅游业有关包容性增长的研究已经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李炳义（2011）从旅游业与国民经济增长关系出发，侧重探讨了旅游业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作用[18]。王京传（2011）从旅游业的功能出发，指出旅游业有条件成为包容性增长的先行者，并分析了目前阻碍旅游业包容性增长的因素以及应对的具体战略[8]。另一方面，旅游经济增长的效率与公平、旅游可持续发展、和谐旅游以及旅游权利、旅游公平等研究与包容性增长理论紧密关联。首先，旅游业增长质量方面，从经济增长角度构建评价体系；如陈秀琼和黄福才（2006）从产品质量、环境质量、要素质量、业增长方式和业运行质量等五个方面对中国旅游业发展质量进行综合定量评价，并且认为1994年以来中国旅游业发展质量总体上呈下降趋势[19]。该研究针对旅游业运行特点，突破了以往对旅游业的定性评价模式，对旅游业质量研究做了开拓性工作。王细芳和陶婷芳（2011）从旅游外贸实得指数出发，通过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横向比较，得出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旅游业的外贸竞争力呈下降趋势，旅游业发展质量不容乐观的观点[20]。其次，可持续旅游测量和评价方面，“可持续旅游指数”和“生态足迹”的综合评价指标得到广泛使用。但前者的缺点是缺乏公众参与性，后者对贸易因素、污染影响等方面有所缺失[21-23]。比较来看，国外可持续旅游评价研究已从目标定位转化成旅游目的地系统质量持续改进的定位，而国内研究由于起步较晚，加之实践发展速度迅猛，使得公众参与性以及对旅游发展利益分享的相对忽视，真正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