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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文化的乡愁 　　海外汉学家小传 　　吉川幸次郎（吉川幸次郎，1904～1980），生于日本神户市，著名汉学家。曾任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日本艺术院会员。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博士。代表作有《宋诗概说》、《元明诗概说》，是日本研究中国断代诗史的先驱。 　　根据我的观察，中国文化的精神里面，历来就有确信事物应该归于一，并对差异极度敏感的传统。 　　分裂成千差万别形态而存在于天地间的万物，作为现象，虽是千差万别，却仍被统合为一，强调这种感觉的是宋儒，亦即宋代的懦者们。这种同一性，宋儒以“道”或“理”来表示，因此宋儒的学问，就叫“道学”或“理学”。“道”或“理”，为万事万物所共有，当然也表现于人类，在人身上体现出来的“道”或“理”，又叫“性”、“德”。人的责任，就是把普遍存在于万物中的，因而也是先天就有的“道”亦即“理”、“德”、“性”，予以说明，以使自己的行为与普遍存在于万物中的“道”相一致，这是宋儒的意思，所以他们的学问又叫“性理之学”。“性理之学”的集大成者朱子（1130-1200）的“语录”中有这样一段话：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蕙、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个公共底道理。德，便是得此道于身。则为君必仁，为臣必忠之类，皆是自有口口。方解凭地。尧所修此道而成尧的德，舜所以修此道而成舜之德。自天地以先，羲黄以降，都即是这一个道理。亘古今未尝有异。（《朱子语类》卷十三） 　　类似的话，在（朱子语录）中，大概随处可见。 　　然而，如此强调万物的具有同一性，用宋儒的话来说，就是“理一”的宋懦，同时也强调“分殊”，或者毋宁说更加强调“分殊”。所谓“分殊”，说的是尽管万物有着共同的“理”，实际上却方向各异。因为“理”虽然只有一个，它所呈现却是千变万化的样子。人的责任自然在于探究“理”，使自己的实践符合于“理”，可是怎样去做，才能弄清楚“理”呢？既然个体的形态千变万化，势必要把这千变万化的形态逐个加以彻底细致的考察。 　　上而无极大概，下而至于一草一术、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缺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缺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缺了一物道理。须逐一件与他理会过。（《朱子语类》卷十五） 　　上面这段话，反过来也可以说，万物的共通之“理”，并不会在万物共有的某一种形式上轻松得到。以为能够轻松得到的，是佛教、道教的看法。儒者的“道”与佛教、道教的“道”的不同之处，其实正在于此，这是朱子经常强调的另外一个原则。“若只说大本，便是释老之学。”释指佛教，老指以老子为教祖的道教。 　　不只是释老之道和儒家之道的分歧在这里，孟子不及孔子的地方也在这里。孔子的谈话，往往是以事物间存在细微的差别为前提，不厌其烦、娓娓道来，自然导出一个结论，而孟子却能够灵活地抓住“道理”的“大头脑”处，倾向于单纯的理论阐述。 　　凡看道理，要见得大头脑处分明。下面节节，只是此理散为万殊。如孔子教人，只是逐件逐事说个道理，未尝说出大头脑处。然四面八方台聚凑来，也自见得大头脑处：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说出太极，已是忒煞分明矣。（《朱子语类》卷九） 　　最后的“周子说出太极”云云，指的是宋学的创始人濂溪先生周敦颐。称赞他的学说“忒煞分明”，既包含有对他创造“理学”、确认“理一”的敬意，也包含有对他忽略了“分殊”、至少在后人那里造成影响的批评。 　　上述朱子的观点，可以说不单是朱子个人的看法，也是中国人的传统世界观，经由这位哲学家的反省累积而成的。 　　此外中国人的实践，也常常深刻地体现着这一传统的世界观。首先是学问的方法，中国人的学问，总以博览群书即博学为必要的前提。如前所引，既然“一书不读，则缺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缺了一事道理”，这便是理所当然的结论。清朝的考据学，就实现了朱子的这一理想。“一物不格，则缺了一物道理”，话虽这样说，但在过去的中国文化里，自然科学并未得到令人满意的发展，却是件不可理解的事情。对差异性的高度敏感，妨碍了对同一性的追求，或许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不仅学问的方法，就在日常的生活伦理中，好像也能经常看到对他人与自我之不同的反省。当然，在人皆为人这一点上，是相同的，正因如此，才构成了人伦社会。“人性皆善”也好，“仁即人道”也好，讲的都是这一点。可是，个人与个人的立场，则又千差万别。自己的立场与他人不同，他人的立场也与白己不同。在为他人考虑时，必须要好好地想到他人，站到他人的立场上去。“体贴”这个词，说的就是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但要把中国人日常频繁使用的这个词翻译成其他国家的语言，难上加难。译成“关怀”都不够。同睡懒觉的人约时间，即使得意于自己的早起，也不能约得太早。就是说，虽然早起对自己来讲是美德，却不可将它当作绝对的美德强加于人，要能站在睡懒觉人的立场上去想，这就是“体贴”。与中国人有过交往的人，一定会想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