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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用阅读指导搞好阅读教学 　　阅读是中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一环，中学语文阅读的首要资源当属语文教材和语文读本。因为语文教材和读本的“选本”性质，所以尽管它提供了不少优秀的或是经典的作品，如果学生在阅读中教师不加以适宜的指导，也会产生片面导致的误区甚至是误读。如同鲁迅先生所说的：“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读者的读选本，自以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笔的精华的，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即以《文选》为例吧，没有嵇康《家诫》，使读者只觉得他是一个愤世嫉俗，好像无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不收陶潜《闲情赋》，掩去了他也是一个既取民间《子夜歌》意，而又拒以圣道的迂士。”（《选本》）。 　　比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过去的语文教材和语文读本常把这一段文字删去了：“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她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去的。采莲人不用说很多，还有看采莲的人。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梁元帝《采莲赋》里说得好：于是妖童嫒女，荡舟心许；鹅首徐回，兼传羽杯：……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裾。可见当时嬉游的光景了。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把这段文字删去，使得文章不再完整，也将我“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的心情给删除了。作者的思绪本来驰骋在历史的记忆中，宁静复又不宁静，这段文字深切而又微妙地反映了他乐得暂时忘记而又不能忘记的万分苦恼的心情，在阅读时理应添加上去，从而更好地理解“自由的人”的言外之意：真想回到《采莲赋》里描写的美好时光中去，然而现在已不可能，内心的苦闷不言而喻。 　　语文教材和读本囿于编者的意图，必然会烙上编者的印记，在选取作家作品时往往会偏向某一方面。比如选择李白的诗文，大多是描写祖国山河壮美奇景或是蔑视权贵的作品，诸如《望天门山》和《梦游天姥吟留别》之类，而绝少会有《与韩荆州书》这类颇有吹捧媚俗之辞的文字，这也就是鲁迅先生在《选本》中指出的选本的局限，并不能完整地了解一个作家不同时候的心路历程。而教师在指导学生阅读时，应该强调全面了解一个作家应尽可能地读他各类作品，并能提供相应的阅读资源，这样就会避免片面阅读造成的误区或者是误读。 　　语文教材和读本中的节选文字有时也会造成学生阅读时的误解。比如曹禺先生的《雷雨》，有以第二章作为阅读主体的，并传达了剧本是通过一个封建资产阶级家庭内错综复杂的矛盾，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和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反映了正在酝酿着一场大变动的20年代中国社会现实的思想。事实上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在剧中并非主线，剧本“描写一个以周朴园为代表的带着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生活的悲剧”。（钱谷融《一出震撼人心的悲剧――简论》）如果没有对整个剧本给与阅读上的指导，就会形成本剧也是一部反映工人与资本家斗争剧作的结论。 　　由此可见，语文教材和读本的选本特质，使学生在阅读时会形成种种不足。虽然作家的作品一问世，蕴含在作品内部的思想可由读者进行多元解读，但毕竟不能抛弃作者本身的写作意图任意曲解。如同《雷雨》中写了一个工人阶级的代表鲁大海的形象，因为作者生活和思想上的限制，这个人物的创作并不成功，他的出现尽管使剧作的矛盾冲突突破了家庭纠葛的范围，使得剧本增添了一些当时时代色彩和社会内容，但并不能因此认定剧作的主线就是反映工人和资本家的斗争，局部内容不能代替整体思想。而编者的意图也并不代表作者的本意。比如有的语文教材将沈从文的小说《边城》（第一章和第十三章）、史铁生的散文《合欢树》和加拿大的幽默作家里柯克的文章《我们是怎样过母亲节的》放在一起作为一个单元，认为这三者都旨在表明家庭亲情的主题，这就有可商榷之处。被节选的《边城》文字或许是表明了祖父和孙女翠翠之间的亲情，但放眼整部作品，作者讴歌的实则是一种古朴的人性美，简单地用“亲情”一词并不能涵盖作品的本质内涵，在《合欢树》中难道就没有对人性的赞美吗？只是用“亲情”二字来概括这些作品的主旨实际上是把作品的思想内容浅显化了。另外便是以偏概全。比如爱国诗人陆游和辛弃疾、陈亮等同属豪放派的作者，因其是爱国诗人，又是豪放派词人，故选其作品也多从这方面考虑。 　　因此教师在指导学生阅读时应该负起打开学生阅读视野、调整学生阅读思路的责任，引导他们独立思考并培育自主阅读的能力。指导阅读的方法一是对照式阅读，有比较才能鉴别。《项脊轩志》是高中语文教材和读本中的经典美文，但普遍将其中的这段文字删除了：“项脊生日：‘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后秦皇帝筑女怀清台。刘玄德与曹操争天下，诸葛孔明起陇中。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区区处败屋中，方扬眉瞬目，谓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谓与坎井之蛙何异？’”被删去的一段，正是体现了作者的观点和创作意图。作者将自己和“利甲天下”的寡妇清以及辅助刘备与曹操争天下的诸葛亮相比，虽然现在处在败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