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期单元组合型语文教科书的编排轨迹.docVIP

20世纪前期单元组合型语文教科书的编排轨迹 　　语文教科书是教师从事教学和学生进行学习的主要凭借，因此，教科书的编选将直接影响到语文教学的效果和质量。语文教科书一般是由四个系统组成：一是范文系统，就是供学生研读的各体各类优秀古今文章；二是作业系统，就是依据有关知识编制的思考性或训练性的作业题；三是知识系统，就是有关语言文字的基础知识和读写方法的基本要领；四是助读系统，就是辅助学生自修的注释、题解、评语和有关提示。这四个系统可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形成更多的教材编排形式。然而，传统语文教育中没有专门的语文教科书，其选用文本的编排一般也缺少变化，不能很好地照顾到材料的逻辑顺序和学生的学习心理。20世纪初期，由于人们编写新式语文教科书的经验不足，还主要沿用传统文选型教材的编排模式，即注重古文教学，一般选古今名家的文章做范文，选文范围狭窄，不能使学生了解各种文体，评点方式也是有评无注或有注无评，教学很不方便。自语文独立设科后，传统语文教材越来越不适应新式课堂教学的需要，单元组合型的中学语文教科书在探索与实践中逐步产生。 　　语文独立设科至民国成立前夕，从中学语文教科书的编写来看，对旧式文选型教科书以时代为序，从古至今的编排方式有所改变，但变化不太大，到了民国初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和突破。比如，出现了按时代由近及远逆序以及按体裁或题材内容等编排方式，并且在助读系统方面一改过去“评、圈、点、划、批”的单调、机械模式，采用题解、作者简介、夹评夹注、顶批、总评及注释等多种形式；助读内容也大大拓宽，助读目的更为明确，重在帮助学生理清文章章法；还出现了语文知识读本等。但由于受到时代的限制，语文教科书中还残留不少封建思想，科学和民主的成分还不够多。除了民间出现少数白话识字和教科书之外，大多数学校使用的基本都是官方出版或民间出版经官方审定的文言文教科书。 　　“五四”以后至20年代末，白话文进入中学语文教科书，文言文和白话文分编与合编的教科书陆续出现，许多反映“五四”以来新文化、新思想的白话文学作品和文章（如鲁迅的短篇小说、郭沫若的新体诗歌以及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的论文、演讲等），以及当时翻译的一定数量的外国作品（如《最后一课》、《卖火柴的小女孩》、《柏林之围》等）都被编入教科书。即便是文言文方面，也突破了《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等传统选本的选材范围，近人如梁启超、蔡元培等人的文言作品，古人如沈括、刘基等人的说明性文章和实用性文章也被选入教科书。在助读方面有新的发展，有的系统设计受到道尔顿制等西方教育理论和方法的影响，分类比较明确，如1926年穆济波编《高级国语读本》，全套三册，每册都编有“教材支配表”，内分“目录”、“选材”、“编意”、“备载”四栏。为适应道尔顿制的需要，一般课文后面还附有思考与练习，“本篇参考”主要是提出若干词句，要求学生自行查阅工具书或其他参考书。“本篇研究”主要是就课文的内容和形式提出若干思考性问题，以达到巩固阅读教学的目的。此外，这一时期，在个别语文教科书后面还出现了少量的作业和练习设计。 　　20世纪30年代以后，教材编排上不仅对教学内容作了简单的单元划分，而且对单元的组合方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把有关语文基础知识，特别是读写方法知识系统地编进教科书中，使范文系统、语文知识系统、作业系统和助读系统有机组合起来，由单纯的选文阅读发展为读写训练相结合，形成了一个或整或散的语文知识系统。一些新型中学语文教科书陆续被编排出来，单元组合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 　　较早以“文章作法”进行读写单元组合的是1932年孙俍工编、神州国光出版社出版的初高中《国文》教科书，如第一册设计八个单元，每个单元都有揭示训练中心的小标题。其编排特点是以“文章作法”为中心，让每个单元都围绕某一种写作方法来选择课文、布置作文题目，使之成为具有读写训练功能的复合式单元。比如，第一单元白描风景技能的授予，围绕这一中心选出冰心的《慰冰湖畔》、朱自清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10篇写景佳作，并布置有8个体现该训练目标的作文题目，如《出了三峡》、《波上的白鸥》、《松涛》等。遗憾的是，该单元组合过于强调文章的训练，而没有安排读写基础知识。随后出版的一些语文教科书就兼顾到语文基础知识的编排，如1933～1934年傅东华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初高中《国文教科书》各六册。该课本把语文基础知识编写成短文穿插在选文中间，用以指导读写训练，开创了读写教材混合编制的新体例。就教学安排来说，初中习作教材二十课，主要内容包括文章作法（语法、文法、修辞）和练习两部分，与精读教材交叉依次讲授，每隔一周讲两课，二十周讲完。知识短文多是从精读课文中选出的例子，以提高教学的目的性和实效性。 　　1934年夏丏尊、叶圣陶等编的一套供中学生自修用的课本《开明国文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