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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青年》和《人生》看农村青年的人生嬗变 　　内容摘要：农村青年的人生之路在不同时代会呈现出不同的嬗变轨迹。周计春和高加林分别属于20世纪30年代和80年代的典型农村青年，他们的人生历经奋斗与挣扎，却随着时代的演变呈现出嬗变的过程。本文试从自我价值、身份认同以及启蒙升华这三方面探索从“周计春”到“高加林”农村青年所经历的人生嬗变及其原因。 　　关键词：周计春 高加林 农村青年 人生 嬗变 　　周计春和高加林分别是张恨水《现代青年》和路遥《人生》中的主人公，他们作为不同时代下典型的农村青年，都曾为了追求生命的质量，经历着人生的奋斗与挣扎，但是时代又赋予了人生不同的内涵，呈现着嬗变的过程。因此，本文将探寻从周计春到高加林农村青年所经历的人生嬗变及其原因。 　　一.对自我价值的醒悟与追寻 　　从周计春到高加林，中国经历了从五四启蒙运动的洗礼、新中国时期政治主导下的“集体至上”再到新时期的思想解放。社会转型期与人生转型期的碰撞，使得农村青年他们的人生激荡更加明显，他们的个人觉醒也更有冲击力。他们敢于违背祖辈的生活意志，试图改变命运，正是由于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现了“自我”和“自我价值”，经历着对人生和社会的认识“觉醒”。 　　周计春作为相对传统的环境下成长的农村青年，他的觉醒是初步的非显性的。他虽是农家子弟，却因聪颖好学，得以考进城市，接受了更为开明的新思想的洗礼。城乡之间的差距，孔令仪等上流人士所拥有的“现代生活”与周计春的父辈们所秉承的传统生活的鲜明对比，激起了周计春对于命运的主宰意识。他为自己的农民身份感到自卑，对于孔令仪这类摩登青年与自己结交而感到欣喜若狂，继而努力地靠着裙带关系挤进所谓的上流社会，获得物质上的享乐。周计春在意识里渴望脱离农村、走向城市，这是对祖辈的传统生活意志的突破，是自我价值觉醒的表现，但是他对于人生的追求层次更多的还只是物质上的满足，在精神上他仍处于极度迷茫和空虚的状态。他对于理想人生的追求往往以他人眼中的“潮流”为标准，想要成为一名“现代青年”，却最终走向了堕落的深渊。因此，周计春有改变命运的觉醒意识，但是，他对于自我价值的界定仍是肤浅的、不明确的。 　　而到了高加林这一代，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真正独立、统一的国家，改革开放初期，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转型。这种激荡的变化也引起了农村青年对于自我的人生道路的艰难抉择。对于高加林来说，他有着明显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并能够坚定不移地追求着自己的人生目标。他生长在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他接受的现代教育“已经把他身上的泥土味冲洗得差不多了”，他极力渴望证明自己的价值。但是，高加林面临的现实背景是复杂的。一方面，阶级、集体的思想笼罩着他，要想意识到自我奋斗已经不容易。另一方面，户籍制度、农业文明社会中思想观念控制他，使他的自我奋斗举步维艰。他看到了自己所处环境的落后、愚昧，不愿意一辈子成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正如以农民的身份卖蒸馍简直是要了他的命，而到县文化馆里像个知识分子读书又使他浑身通畅。“卫生革命”事件重新燃起了过去向往和追求的意念。高加林的“自我意识”是明显的，这源于他对于自我价值的深刻醒悟和追寻，因此他对城市的渴望不会因身边人和命运的阻挠而熄灭。马德俊曾说“高加林有文化，对理想有执著的追求，并要求社会对自己的存在价值的承认。……另一方面，由于他的盲目性，使他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还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来引导，只是凭着一个青年人的热情去寻求和建设自己的生活。这就必然造成他存在着较强的虚荣心、个人主义，脱离群众等弱点，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高加林的觉醒是深层次的，他对于自我价值的追求更多的体现在精神层次的追求，包括对尊严、理想的追求。 　　二.身份认同的游离与定位 　　有学者这样说过：“在更广泛的含义上，身份认同主要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其显著特征，可以概括为一种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欢悦并存的主体体验。” 　　埃里克森进而认为每个个体的身份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每个个体在成长的不同阶段都面临着不同的精神危机以及解决这些危机的心理过程，而这些危机又与外在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复杂的关系。 　　农村青年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尤其是从农村出来的有文化的青年，他们往往处于知识分子加农民的多重人格的分裂状态，他们为生存找到精神的依靠和身份的认同。从周计春企图从底层阶级跨越到上流社会，到新中国时期农村青年服从命运安排而被困于土地，再到刚刚感受到自由空气的改革开放初，高加林渴望摆脱现状的束缚，试图在新的天地实现自己的价值。农村青年在质疑、服从到反抗的游离中渴求着对自我身份的重新定位。 　　值得注意的是，周计春在接触上流社会的过程中，对上层社会的态度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