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彬彬有礼，咄咄逼人 　　【摘 要】诚如刘知几所言，《左传》中所记述的外交辞令，“其文曲而美，其语博而奥”。如果将文中所记载的外交辞令放到从春秋到战国的历史大背景下加以考量，那么，不论是“曲而美”还是“博而奥”，都服务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一方面彬彬有礼、情辞恳切，一方面咄咄逼人、绵里藏针，这种文辞上的特点恰恰是当时社会政治军事形势的反映。 　　【关键词】《左传》 外交辞令 礼乐文化 实力原则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17-0064-02 　　《左传》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史学名著。《左传》的记载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二十七年。这一时期，伴随着西周的灭亡和周王室的东迁，天子地位一落千丈。与之相伴的是各诸侯国势力的兴起。在这种情况下，诸侯之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霸和兼并活动。这也使得这一时期的外交活动十分活跃。春秋时期的各国外交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一时期，不论是诸侯之间的礼节性来往，还是各国的战争攻防，都有“非文辞不为功”的特点，这有别于战国时期的明火执仗。因此，这一时期的外交辞令不仅表明使节所在国对于相关外交问题所持的态度和立场，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这些外交官的政治素养和道德品质。《左传》长于记言，“公言私言，盖无不有”，而外交辞令则是《左传》记言的一个重要部分。全书十八万余字，记录外交辞令的文字竟多达二万五千字左右，约占全书的七分之一。诚如刘知几所言，《左传》中所记述的外交辞令，“其文曲而美，其语博而奥”。如果将文中所记载的外交辞令放到从春秋到战国的历史大背景下加以考量，那么，不论是“曲而美”还是“博而奥”，都服从、服务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一方面彬彬有礼、情辞恳切，一方面咄咄逼人、绵里藏针，这种文辞上的特点恰恰是当时社会政治军事形势的反映。 　　一 彬彬有礼：“礼崩乐坏”时代中的礼乐外交 　　春秋时代脱胎于西周。虽然在春秋时代，传统的礼乐文化已日趋没落，但由于巨大的历史惯性，礼乐文化在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中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而这一时期各国间的外交活动，依旧严格恪守着传统宗法社会的等级体系和礼乐信条，我们姑且可以将其称为“礼乐外交”。礼本是人们祭神祈福的一种仪式，周公制礼作乐后，礼成为中国最早的行为规范信条。当时外交活动成功的前提条件正是符合礼制。而这种情况，也使得当时的外交辞令显得彬彬有礼。这在《左传》外交辞令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外交辞令中大量使用礼节性套语和称谓。在外交场合中大量引用《诗经》，并形成模式，显得礼节完备、从容不迫。根据一些学者的统计，在《左传》中，寡君、寡人这样的礼节性称谓频繁出现。其中，“寡君”出现186次，“寡人”出现58次，“敝邑”出现87次，“下臣”出现15次，“执事”出现39次。而一些固定的礼节性套语和句式，也经常出现。如，“再拜稽首”出现了6次，“徼福于××”或“徼××之福矣”出现了7次，“寡君闻命矣”或“寡人闻命”出现了8次，“唯君图之”或“君其图之”出现了43次，“君之惠也”出现了15次，“××之愿也”出现了13次，“敢不××”出现了41次。这些数据表明，在《左传》中，外交辞令的使用有其特定的仪式和规范，在特定的场合，人们还必须遵守周礼的要求。即便是存在激烈的利益争夺，当事者的外交辞令也都是相当平和的。甚至在战事已万分紧急的情况下，请战时也会采用“请与君之士戏”这样恭敬谦卑的说辞。同时，在外交场合中，引用《诗经》成为一种十分 　　常见的形式。《诗经》是六经之一，被孔子誉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维护礼乐文化的经典型著作。诸侯各国利用《诗经》开展外交活动，恰恰是“礼崩乐坏”时代中礼乐外交的生动写照。 　　其次，各国的外交辞令均以周礼为出发点，利用礼的约束性，指出对方的错误之处。礼成为大国争霸的工具，也成为小国维护自身利益、开展外交斗争的武器。如《左传·僖公四年》，齐桓公以霸主身份讨伐楚国，所提出的借口，第一条便是“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其实，齐国伐楚，归根到底是其争霸的政治利益的需要，但是，出于齐楚之间力量对比的考虑，齐国不能将自身政治意愿和盘托出。因为一旦激怒楚国，引发持久战争，齐国未必能占上风。在这种情况下，齐国将楚国的违礼之处突出强调，以显示自己师出有名。而在整个事件中态度强硬的楚国，也不得不承认：“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给？”可见，即便是楚国这样长期与中央王朝对立的国家，礼制依然具有约束力。另一方面，礼也成为小国、弱国处理外交危机、维护自身利益的武器。如《左传·昭公十六年》记载的“子产不予韩起环”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子产利用先君与商人的盟约，从礼制时代的道德体系中寻找依据，指出如果韩起强行索要环的话，就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子产从礼制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