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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中的中国赦免制度 　　摘要：我国现阶段强调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赦免制度的重新建构则是该政策在立法中的重要反馈。现代赦免制度具有保障人权、弥补法律功能的缺陷、扭转固有的重刑思想、实现社会资源的高效利用、与国际接轨的重要作用。现代赦免制度的重建，应以特赦为核心，保留大赦，同时对赦免条件进行分层设计。赦免制度应写进宪法，并出台专门的赦免法来进行具体调整，同时在刑法中规定原则性的内容以表明我国赦免制度的完整性。 　　关键词：赦免；人权保障；宽严相济 　　一、前言 　　出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我国现阶段强调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该政策的实质，是对刑事犯罪区别对待，既要有力地打击和震慑犯罪，维护法制的严肃性，又要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1]宽严相济是一项具有基本指导意义的刑事政策，无论是刑事立法还是刑事司法，都必须对这一政策给予积极回应。在这一背景下，自古以来充当“泄压阀”的赦免制度有必要改头换面，承担起新的历史任务，而非仅仅是个摆设，默然于众多惩罚制度面前。本文通过对我国赦免制度的探讨，期望挖掘出其重要价值，以便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添砖加瓦。 　　二、我国赦免制度简述 　　（一）赦免制度的现状 　　我国的赦免制度可以追溯至上古时代，如《尚书·舜典》中关于“眚灾肆赦，怙终贼刑”的记载，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由于过失而造成损害，可以赦免，但是如果故意做坏事，就要给予惩罚。[2]此后，赦免一直被作为统治者的恩赐、笼络民心的工具传承下来，成为定制。 　　现代的赦免制度发达于西方，并且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可谓弥补法律漏洞或迁就于时事的最后一道保障。然而，我国现今的赦免制度虽被法律所认可却呈现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中，只有宪法、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对赦免制度稍有涉及。我国现行宪法第6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特赦；而第80条同时规定，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发布特赦。我国1997年刑法典和1996年刑事诉讼法典也都只是在关于累犯、不起诉等其他制度的规定中，对赦免有所提及。可以说，我国现行法律对于赦免的施行既无实体规定，也无程序规定，赦免制度已完全被边缘化了。[3] 　　从新中国建国以来，赦免制度的法律规定可谓一直语焉不详，但现实中积极实施的赦免活动证实了赦免制度在我国有存在的土壤。如1956年1956 年4 月25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4 次会议作出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决定》，于同年6月21 日、7 月18 日、8 月21 日分三次赦免释放了1017 名日本战犯。此事件在广泛意义上被看做是无特赦之名而具特赦之实的特赦。我国从1959年到1975年，曾对国内战犯先后实行过七次特赦。[4] 　　（二）我国发展赦免制度的必要性 　　虽然我国近期未再施行过赦免的实践活动，也无进一步的立法活动，但是，鉴于法律的特性——很难与社会发展绝对同步，笔者认为，赦免制度的存在具有很大的价值。尤其对于缓解社会矛盾、保护人权、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比如，改革开放前夕的“倒儿爷”因犯投机倒把罪关入监狱、严打期间某些并不构成犯罪的所谓“流氓罪”等等。因为历史原因，这些罪犯的继续关押几乎没有任何意义，这时，如果有赦免制度可依，他们及其家庭的命运有可能被改写。尤其在现今我国对法治社会的构建还处于摸索阶段，有些立法还不成熟的大背景下，合理运用赦免制度，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具体来说，赦免制度的存在具有这几个作用： 　　1.保障人权 　　边沁曾说过，如果法律太过严厉，赦免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矫正。[5]赦免制度的一大功效就是可以纠正司法错误。不得不承认，司法无论如何审慎，也可能犯错误。如果失去了司法救济这一最后保障，赦免制度无疑是最好的救济手段。并且，赦免制度可以体现对犯罪人的人道主义关怀，特别是对于已改恶向善的犯罪人来说，赦免的实行有利于其尽快返回社会。 　　2.弥补法律功能的缺陷 　　众所周知，法律自身固有的稳定性和滞后性可谓先天缺陷。其与我国社会转型，经济政治快速发展的现状的结合，势必产生大量难以消化的矛盾。而现代赦免制度正具有调节利益冲突、衡平社会关系之重要刑事政策机能。在特定社会政治、经济、社会形势下，适当地运用赦免制度，可以很好地缓解社会矛盾、调节利益冲突，从而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的稳定。[6] 　　3.扭转固有的重刑思想，实现社会宽容 　　由于历史固有的重刑思想的遗留，我国社会的宽容度普遍较低。这与我国的罪的设计、刑罚设置偏重不无关系。法律条文虽无生命，但其引导社会思想的作用不可忽视。所以，设置赦免制度，不仅可以一定程度地从法条中清除重刑主义，还可以清理遗留在公民脑中的重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