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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难点何解 　　最近一段时间，国资委主任蒋洁敏涉嫌严重违纪，中石油4名高管落马，中储粮河南查出窝案，中移动广东总经理被“双规”，一时间，刮向央企的反腐风暴，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蒋洁敏被查，延续了十八大以来高层对官员贪腐违纪的严打态势。在蒋之前，十八大后的9个多月中，已有李春城、周镇宏、刘铁男、倪发科、郭永祥、王素毅、李达球7位副部级高官落马。 　　腐败案件频发，也说明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反腐的难点在哪里？如何解决？专家怎么看―― 　　李永忠： 　　需要设计预防腐败顶层制度 　　中国反腐工作进行了这么多年，公众的感受似乎是“越反越腐”？问题出在哪里？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认为，这些年我们一直缺乏一个有效的顶层设计。香港顶层设计搞得好，五年就见效了。中国内地的顶层设计搞得不好，30多年了，还是“三个并存、两个依然”理论，所以一直被腐败分子和不正之风牵着鼻子走。缺乏改革的精神，是我们当前很大的问题，同时还缺乏战略规划。 　　王岐山强调当前要以治标为主，治本是方向，前者要为后者赢得时间。因为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纪检监察体制改革，都未有实质性进展，因此不可能以治本为主。 　　预防腐败工作还有哪些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李永忠认为，首先，要取得预防腐败顶层制度的设计和突破。我国过去30多年的反腐败之所以持续面临着严峻形势，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顶层制度建设还需大力加强。例如，权力结构科学配置的问题、权力监督体制改革的问题、法治建设提升的问题等都亟待突破。此外，一些具体领域，如工程建设、政府采购、选人用人、财政预算等，腐败持续高发，也需要从深层的制度和体制上去解决问题。 　　此外，要提高预防机构的权威性。国家预防腐败局系统应该成为一个预防腐败的思想库，成为一个可以强力推进预防腐败工作的权威机构。只有这样，个案预防、制度廉洁性评估等预防工作及顶层制度改革，才都有可能得到推进、见到实效。为此，或许可以在相关法律或政策中明确国家预防腐败局系统的权威性以及预防对象特别是各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执行预防对策的责任和义务。 　　马怀德： 　　源头反腐应制定三部重要法律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我国首位行政诉讼法博士马怀德认为，反腐败既要靠人，也要靠制度，更需要制度的支撑和创新。而法律作为制度的最高形态，应该在预防和惩治腐败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马怀德说，反腐败要靠法治，关键是要制定三部法律。第一部法律是《重大决策程序条例》。腐败多发生在领导干部身上，领导干部之所以会腐败，是因为他们享有重要的决策权，通过决策的行为设租、寻租，达到腐败的目的。要想从源头上遏制腐败，必须约束和规范领导干部的重大决策权，特别是当这个决策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和群众利益时，要严格加以规范和约束。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健全行政决策的机制和程序，我想也是这个意思。 　　第二部法律是《政务公开法》。现在我国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该条例只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不是法律，无法和档案法、保密法相衔接，也无法涵盖党务公开、司法公开及各个领域的办事公开制度。因此，制定一部《政务公开法》非常必要。公开是反腐败的利器，只要公开了，很多腐败现象就没有藏身之地。 　　第三部法律是《行政组织法》。为了明确政府权力的边界，划清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关系，应将公权力纳入法治的轨道，制定法律明确各个部门的职责权限、相互关系，以及机构职能、编制，这对于预防和减少腐败有重要的意义。 　　姜明安： 　　要坚持打持久战与攻坚战相结合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认为，解决好反腐败的问题，必须坚持打持久战与打攻坚战相结合的方针。腐败是一种“慢性病”，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因素。没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全方位改革，腐败的病根难以消除。而要推进这些全方位改革，不可能打速决战，只能打持久战。 　　姜明安表示，这也是由现在的世情、国情和党情决定的。我国作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正处在重要的转型时期，共产党面临着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的四大考验，且考验长期、复杂、严峻。 　　对于反腐败为何要打攻坚战，姜明安认为，这首先是提振全党全国人民反腐信心的需要，如果我们不能在短期内打几场漂亮的反腐败攻坚战，老百姓可能会对反腐失去信心。 　　其二，这是推进反腐败向纵深发展和坚持打反腐败持久战的需要。 　　其三，这是展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反腐败决心和反腐败能力的需要。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面对目前老百姓切齿痛恨的腐败，面对自己向老百姓承诺的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要敢于打场攻坚战和硬仗，不辜负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重托。 　　任建明： 　　反腐机构应纵向垂直横向整合 　　清华大学公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