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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反思与重构 　　摘 要：目前，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中存在着“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争，本文对此进行了相应的反思，在借鉴学习其他证明标准各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应建立的证明标准，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应针对根据犯罪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 　　关键词：证明标准；证明对象；区分 　　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是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所需达到的程度。[1]证明标准问题是证据制度的关键问题，它是整个证明过程的终点或终端，恰当地确定证明标准，有利于保证诉讼程序的公平和公正。 　　一、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明标准的规定及其弊端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谓案件事实清楚，是指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和情节，都必须查清。所谓证据确实、充分，是指对证据“质”和“量”两方面的要求：证据确实，即每个证据都必须真实，具有证明力；证据充分，即证据必须达到一定的量，符合法律对证据的量的要求。[2] 　　但是我国关于刑事证明标准的规定，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存在较大的争议。 　　首先，追求客观真实，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要求，但是在理论上此项标准确可商榷。所谓客观真实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所认定的有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事实，必须与客观上实际存在的事实相一致。但是，司法机关所需认定的案件事实，都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因此，对于案件事实本身的探究，永远是对过去事实的一种回复。而我们无从判断我们认定的事实是否就是客观真实，因为事实一经发生，便不可重复，这使得我们失去了判断的参照标准。相反，为理论界所更为青睐的是法律真实，持法律真实说的学者认为，在法律世界中，没有什么“本来是”事实的东西，没有什么“绝对的”的事实，有的只是有关机关在法律程序中所确定的事实。所以，所谓法律真实是以法律为标尺，有选择性的认知，从而弥补了客观真实没有“参照物”的缺陷。 　　再有，虽然物证本身是客观实在的物，但是真正认定案件事实的并不是证据本身，而是其所传递的信息和意义。对于证据传递出的信息需要人类理性的分析，但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因此由多种证据串联起的证据信息推导出案件事实，未必是客观事实，证据客观不必然引起对案件客观事实的发现，二者属于不同的两个范畴。 　　其次，在实践中，刑事证明标准作为一种认定待证事实的标准，它应该是具有可量度性和可操作性的。但是司法实践中对证明标准的把握仍然处于一种感性认识和浅层次的状态，在实际运用上更是一种非理性化的运作。同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为追求所谓的“客观真实”，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明的案件，要求继续侦查或补充侦查，从而导致实践中有些案件久拖不决、期羁押的现象。虽然追求案件真相是刑事司法正义的重要内容，但正如罗尔斯语——“及时终止程序也是一种正义。” 　　二、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各学说介评 　　（一）“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英美法系中，刑事案件采用“排除合理怀疑” （beyond reasonable doubt）的证明标准。英国丹宁勋爵曾对排除合理怀疑作出经典的定义：“在判决被告人有罪以前案件事实应达到的真实程度……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该真实性程度并不一定要达到完全肯定性的程度，但是必须具有高度的可能性。排除合理怀疑证明并不意味着排除怀疑的幻影。如果允许幻想的可能性妨碍司法的过程，法律就不能有效的保护社会。如果证据如此强而有力，以至于某人的利益只有遥远的可能性，‘当然这是可能的，但是却是丝毫不能证明的’，就应当予以驳回，因为案件事实已经得到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当然任何缺乏这种程度的证明都是不充分的。”[3] 　　“在刑事案件中，被告必须被证明是无可置疑的；不过即使在这个标准中可能也有几种证据的等级。”[4]在美国将证据等级分为九等，第一等是绝对确定，由于人理性的有限性对认识能力的限制，这一标准是无法达到的；第二等是排除合理怀疑，即最大限度的盖然性，是英美法系国家作出刑事裁决的标准，也是诉讼证明方面的最高要求。[5]如果未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程度，就要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裁决。 　　所谓怀疑，是指合乎情理且有理有据的怀疑，即合理的假设，而不是非理性的任意质疑或凭空幻想，或是无故质疑，吹毛求疵。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真正含义和具体适用，有两项基本准则，一是要求陪审团和法官要站在一个公正和诚实的立场上，来认识案件事实和证据，要有一个基本良好的职业道德，即必须是“一种实在、诚实的、为良心所驱使的怀疑。”二是合理怀疑必须以事实为根据，各种妄想、悬念、臆测等理论上的推测或怀疑，属于不合理的怀疑，必须要有证据证明，即怀疑有据。[6] 　　（二）“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 　　在大陆法系的国家中，大多奉行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所谓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