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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规制性骚扰问题上的缺陷分析 　　随着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复杂化，性骚扰问题逐渐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思考。我国一项民间的调查数据表明，在8282名被调查者中，肯定自己遭受过性骚扰的达到59.36%，没有遭受的占25.68%，认为很难判断的为14.96%。性骚扰所造成的危害是严重的和多方面的，不仅给受害者带来情绪上的动荡、身体上的损害、对社会的不信任感和排斥感等，而且危及到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在过去很多时间里，性骚扰问题在受害者眼中，一直是一个无以命名、难以启齿的隐痛，或者是由于过去我们出于中国人的传统思维对这个问题一直忌讳很深，直到2001年全国首例“性骚扰”案——西安童女士起诉上司性骚扰，以及中国首例“性骚扰”胜诉案——2003年武汉女教师何某告其上司性骚扰等诸起案件浮出水面，受害者均诉诸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才使公众对性骚扰的现象和危害有进一步的认知，并逐步从权利角度和法律角度来看待、分析并试图解决这一个问题。解决性骚扰的关键在于对性骚扰进行法律规制。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完备的法律条文，能让该问题的解决有法可依，而且在立法完备的基础上，司法、执法、守法等环节的完善和操作也会相对容易，从而使得性骚扰问题得到全面、有效的法律约束。法律规制性骚扰，降低其严重程度，逐渐减少其数量，是目前打击性骚扰的现实选择，也是社会文明、和谐、进步的需要。但现行法律仍存在一些缺陷，不足以有效遏制性骚扰行为发生，已是不争的事实，性骚扰问题的解决措施和途径尚不完美。 　　一、 现行法律规制性骚扰的相关条款分析 　　我国《宪法》第38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该条款的规定就可以视为涉及性骚扰问题的原则性规定，但该规定是宣言式的，缺少权利救济方式的具体规定。 　　《民法通则》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这些条款在制止性骚扰的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被骚扰者可以通过民事救济，使自己得到补偿和救济。但是民事处罚的规定过于原则，难以操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第5款规定：“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第44条规定：“猥亵他人的，或者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情节恶劣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猥亵智力残疾人、精神病人、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这些规定虽然对性骚扰只字未提，但包含了性骚扰的主要情形，有效地弥补了关于性骚扰的行政处罚的空白之处，但偏向于公共场合，而对隐瞒环境中的性骚扰缺乏有效的处罚。 　　随着惩治性骚扰的立法呼声越来越高，2005年8月28日修改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违反本法规定，对妇女实施性骚扰，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受害人可以提请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这是我国首次以立法形式禁止性骚扰，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反对性骚扰的良好氛围，体现了在性骚扰问题上对女性的着重保护，也是向我国规制性骚扰迈进的第一步。但不足之处是其只规制对女性实施的性骚扰。并且这种禁止性规定只是一种立法导向，对于性骚扰的界定、举证、责任承担等重要问题都未涉及，在处理具体案件时，缺乏可操作性。 　　很多地方省市也开始注意到性骚扰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并纷纷在其地方立法项目中把反对性骚扰写入当地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办法。如上海市首次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对构成性骚扰的5种具体形式作出界定；陕西省对性骚扰进行了定义，并将男性对妇女吹口哨、长时间盯着女性身体第二性征部位看等行为，都规定为性骚扰；四川省除了对性骚扰的形式进行了明确、对性骚扰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进行了规定外，还规定单位和雇主负有保护妇女在工作场所免受性骚扰的义务，并规定单位或者雇主有过错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江苏省规定禁止违背妇女意愿，以含有淫秽色情内容的语言、文字、图片、电子信息、肢体动作等方式对妇女实施性骚扰i。这些规定，都是反对性骚扰的积极措施，但也一定程度上存在曲解上位法立法本意、扩大或缩小性骚扰范围之嫌疑，而且其对救济渠道和法律责任等问题也难有实质性的突破。 　　二、现行法律对性骚扰规制的缺失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性骚扰立法尚处于初始阶段。虽然宪法的相关规定是规制性骚扰的立法依据，统摄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