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栋生：捍卫常识的思想者.docVIP

王栋生：捍卫常识的思想者 　　初冬时节，午后的阳光薄薄地洒在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园。距离教学楼不远的一处花园里，金黄的法国梧桐下，有几排雅致的木制座椅，这便是退休教师王栋生会客的地方。 　　常有慕名者来访，王栋生轻易不到办公楼会客，“那样会给老师们添麻烦，妨碍他们工作。”他一再说。 　　“王老师近来身体可好？”“老王今天来啦？”……曾经的同事看见王栋生，总是问长问短。 　　“托福，总算没有更糟糕。”每逢此时，王栋生总要驻足和他们聊上一会儿，“近来读哪些书？”“家里孩子还好吧？”此时的王栋生神情关切专注，是一位慈爱的长辈。 　　谈话间，看到几位来听课的教师骑着电动车从校园穿过，王栋生的脸色倏地变了，“就这么点距离，为什么不能推一下呢？学生可在看着呢！”他毫不留情地说，“这不是附中的教师，我们学校的老师从来不敢在校园里骑车，因为他们是这样要求学生的。要是在这个问题上苟且，就没有底线了。” 　　看到一位面色冷峻的老人远远地指着自己，有个骑车的老师赶紧从车上跳下来，低下头推着车快步走开。此时的王栋生，丝毫不讲情面。 　　王栋生是一位语文教师，又是一位杂文家。30年教师生涯，他心怀“人的教育”，主张教育要培养人格和情感健全的人；呼吁教师“不跪着教书”，践行着一位独立思考、敢于捍卫教育常识的教师的尊严。课余生活，他矢志创作，文风犀利，千余篇杂文谈笑怒骂，指向教育时弊。 　　王栋生，还是吴非 　　相比之下，王栋生的笔名吴非，更为世人熟知。他的教育随笔《不跪着教书》、《前方是什么》、《中国人的人生观》、《致青年教师》等流传甚广。吴非的读者里，不乏好奇者，费尽心思揣测“吴非”的寓意。鲜为人知的是，这个大名鼎鼎的笔名，其由来竟然如同“张三”、“李四”一样稀松平常。 　　1968年12月，18岁的王栋生到农村插队，农民的贫困让他目瞪口呆。而文革时期，农民之间的批斗和揭发，人伦亲情的丧失，更让王栋生触目惊心。多年以后，王栋生将自己插队的经历戏称为“在‘稻田大学’留学”，“这段经历，对我的思想刺激很大。一个人没有了灵魂，也就没有了尊严，没有了人格”。 　　前途黯淡，生活维艰。1973年，在农村插队整整5年的王栋生遭遇了人生最苦闷的时期。此时，因为偶然的机会，王栋生得以结识剧作家陈白尘。这对年龄相差40多岁的一老一少以书信交往，谈创作，谈近现代史，谈时局……一来二去，竟然成了忘年交。“陈白尘先生给我最大的影响，一是他独立思考的精神，二是他的正直善良。”王栋生说。 　　1978年3月，王栋生跨入南京师范大学校门，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那一年，他28岁。他一心想着“要把被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读起书来近于痴狂。 　　4年后，王栋生执教南师附中。他自愿选择从初一语文带班，从初中到高中完整地教了一个大循环，为以后的专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底子”。 　　“教育再不能像以前那样愚弄青少年了！”亲眼见证文革乱象，王栋生对瞒和骗的教育有了深刻的认识，教育要培养人格、情感健全的人的想法，悄悄在他的内心埋下了种子。 　　“我总想，中国的教育缺少一种人道精神，我们教育的旗帜上，没有人性的光辉。”1987年，一篇《把“人的教育”写在我们的旗帜上》的论文，把王栋生推上风口浪尖，当年的批判者认为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没多久，《扬子晚报》副刊的朋友请王栋生帮忙开杂文专栏，“再不写，笔杆子可就冷了。”朋友劝道。“既然写论文也遭祸，索性就写杂文吧。”王栋生试着写了三种长短、风格不一的杂文，分别以“张非”、“李非”、“吴非”作为标记，让编辑挑选。 　　编辑们看中标名“吴非”的那篇，专栏隔日开张，王栋生从此又成了“吴非”。苦难岁月刻骨铭心的经历与独立思考的记录，成为王栋生精神的源泉，他开始将饱含着“人、人性、人道精神”的教育思想诉诸笔端。 　　开始每周一篇，后来稿约多了，王栋生欲罢不能，二十多年，发表杂文、评论两三千篇。1996年以来，他三次获得“林放杂文奖”。文坛从此多了一个杂文家――吴非。 　　纯粹的教师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杂文家，我是语文教师，写作仅仅是我的习惯而已。”令人意外的是，对于杂文家的名衔，王栋生似乎淡然。 　　在王栋生眼里，有语文教师这一称呼相伴足矣。“中等的收入，朴素的生活，高尚的追求，这是一名纯粹的教师的境界，也是我所追求的人生。”王栋生说，“前两者可能不难做到，至于后者怕是要盖棺定论了。”说罢，他爽朗一笑。 　　作为教师的王栋生，是温和慈爱的。他说：“尊重人，把学生当人，人的教育才有可能实现。”在他的教育词典里，“人”出现的频率很高，对“人”的重视，是他教育思想的精髓。 　　他的课堂，学生生病了可以不用补交作业，“生病已经很苦了，最需要休息。高中阶段五百多节语文课，初中阶段六百多节，小学一千多节，耽误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