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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论中国物权法上的登记对抗主义 郭志京 摘　要：登记对抗的本质是仅赋予第三人以否定（他人）物权变动的权利，而非（自己）取得物权 的权利，“不登记不得对抗”规则是交易便捷与保护第三人利益相平衡的结果，对当事人具有风险提示 作用，对第三人来说则是调查义务的减轻。对于其理论构造，日本的“权利外观说”有其特定的背景， 与我国的立法仅在第三人主观范围上具有相同性，并不具有相同的作用机制。我国登记对抗的理论 构造应当坚持第三人主张说；对于第三人的范围，日本经过否定之否定后确立的“背信恶意者排除说” 有较大借鉴价值，我国第三人范围中的善意应作扩大化解释。 关键词：登记对抗　理论构造　第三人范围　理性基础 随着登记对抗制度在我国《物权法》中的确立，在我国既有法律框架内如何解释和适用这一制度 便成为争论的问题。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借鉴日本的信赖保护 ·权利外观说，试图构建中国式的登记 〔１〕 对抗主义———善意＋取得（已完成登记）的登记对抗。 然而，在日本，信赖保护说（也谓之公信力 〔２〕 说）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特殊发展过程， 也有其存在的体系空间，这种学说在解释论上虽 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无论如何也没有占据主导地位。除了与缺乏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之理论基础和 判例矛盾之外，更重要的是该学说偏离登记对抗的本意，因此这种理论构造的登记对抗主义可以谓之 “异化”了的对抗主义，将这种异化的登记对抗引入中国的登记对抗解释论，从表面看似乎更加契合中 国的财产权逻辑体系，但已从根本上偏离了登记对抗的重心。对于至关重要的实务问题———第三人 范围，就客观方面而言，由于既有理论研究的薄弱，立法规定的空白，实践中的适用乱象丛生；就主观 方面而言，我国物权法明确规定第三人必须是善意，这与法国（善意恶意不问说→恶意者排除 〔３〕 说） 及日本（背信恶意者排除说）的对抗主义相比看似仅第三人范围的不同，实际上有着本质上的 差别，如何理解和运用该规定成为理论和实务中的棘手问题。本文从理论构造和第三人的范围两个 角度，对物权法上的登记对抗制度进行探析，以准确理解和把握我国物权法登记对抗制度的立法 意蕴。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法学博士。 〔１〕 例如，龙俊认为登记对抗主义下的绝大多数理论构造与我国所继受的物权法的理论体系相冲突，只有权利外观说最适应我国的 民法体系，也最符合我国的立法目的。并进而认为我国法律规定的不登记不得对抗的第三人应当仅仅是善意第三人，与前述理 论构造一脉相承，总体上符合效率价值（基于效率价值的需要），是一种合理的立法模式。对于第三人的范围，认为原则上应当 区分善意恶意，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论第三人主观善意恶意均可对抗或均不可对抗之例外。参见龙俊：“中国物权法上的登记对 抗主义”，载《法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２〕 就形成过程而言，信赖保护说（公信力说）最初是针对日本民法第９４条第２款的类推适用，战后才据此形成了关于第１７７条（登 记对抗）第三人保护理论，准确地说是直到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才开始兴起。其具体代表人物及作品见［日］铃木禄弥：《物权的 变动与对抗》，渠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６页注释 。 ③ 〔３〕 法国１９６８年以前在第三人主观方面坚持善意恶意不问说，以欺诈理论来确定第三人的范围，１９６８年以后确立了恶意者排除说。 ·９５· 《比较法研究》　　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一、登记对抗制度的本意 　　登记对抗制度的理论构造，实际上是登记对抗效力的解释，即在理论逻辑上如何设计登记对抗制 度，其核心是登记对抗的含义，即“不登记不得对抗”的含义。明确登记对抗的真正含义是衡量理论构 造是否合理的前提，其含义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不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规则的立法目的与作用机制 在任何国家，登记对抗制度都是为了弥补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对交易安全带来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