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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文学形象的崛起 　　摘 要：中国自古以来一直都存在“重男轻女”的思想。但是自明代中叶以后，女性开始追求男女平等，作家也开始加重对女性形象的描写。本文以《西游记》中的女性形象为例，总结分析了其中大量形象鲜明、性格各异的“奇女子”，并对这些女性形象在文坛上的崛起所起到的作用进行探究。 　　关键词：《西游记》 女性形象 创作意义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封建男权社会，在这种社会体系中一切都以男性为出发点，女性则沦为附庸，这种社会现实在文学作品中也有所反映。纵观明清以前的小说，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男性角色都远远重于女性角色。那些作品大都以男子描写为主线，男主人公或是风流倜傥的美男子，或是拯救一方的盖世英雄，而女性则过多的被描写成男性的附属品、封建礼教的牺牲品，亦或是红颜祸水之类的角色，被赋予了政治化、伦理化的色彩。即使是写女性抗争的作品，女性也多逃不脱成为封建牺牲品的宿命。但是自明代中叶以后，社会发生了转变，更多的女性开始追寻自我，追求男女平等，这种思想也表现在了文学当中，更多的作家开始加重对女性形象的描写，不仅提升了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数量，而且加强了女性形象的重要性。 　　以《西游记》为例，《西游记》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明代中期著名的神魔小说，它讲述了唐僧师徒四人前往西天取经的故事，并成功塑造了慈悲善良、迂腐固执的唐三藏，勇敢无畏、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好吃懒惰、贪财好色的猪八戒和憨厚无私、任劳任怨的沙和尚四个典型形象。在这样一个取经的故事里，作者加入了大量的女性形象，她们或者是人，或者是神，又或者是妖。这不论是哪一种，都被吴承恩刻画得栩栩如生，虽然她们的数量并不多，却比男性形象更加深入人心。这些性格各异能力超群的奇好形象的设计彻底颠覆了原本的男权主义，彰显了女性的智慧与才能。这对女性形象在文坛上的崛起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众多的女性形象中，有一类就是普通的世俗妇女形象，在一部以神魔为主题的小说中，世俗女性屈指可数，偶尔出现也是一笔带过。如第9回出现的唐僧之母满堂娇，第11回中宫中的玉英公主和刘全的妻子李翠莲，第13回中猎户刘伯钦的妻子与母亲，第18回中高老庄的小姐高翠兰，第29回中宝象国的百花羞公主，第37回中乌鸡国的正宫娘娘，第53回中子母河畔的老婆婆，第54回女儿国中的众多女孩儿，第70回被麒麟山妖强掳为妻的朱紫国娘娘，第93回中天竺国的真正公主，第97回中寇员外的妻子。这些都是唐僧师徒四人取经途中遇到的平凡女子，她们恪守着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现出那时女性的低下地位。 　　但吴承恩又在她们身上增加了些许反抗精神，使她们在面对自己的本能欲望时能够大胆追求自我。像是唐僧之母满堂娇痛失名节，却能隐忍报复，最终从容自尽；高家小姐丧失自由，也不愿违心相嫁，玷污门风；哪怕是被妖怪强抢霸占的朱紫国娘娘，也有不畏强权的精神，忠心于自己的丈夫，不向妖怪屈服。这从侧面反映了女性传统道德观念的进步。 　　在众多凡女形象中，女儿国的女子最为典型。女儿国中的女子不受外界束缚，每一个人都在自由开心地笑，她们似乎没有忧虑，只是自然地将自己的情感心态展露给大家。女儿国是女子的天堂，这里没有等级之分，无论平民贵族都相处融洽。吴承恩将女儿国描写成一个充满温馨、令人向往的国度，这也正是作者自己心中的美好乐园。而女儿国国王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者，高高在上，能够引领一国繁荣发展，但她同时也是一个聪慧灵秀、有情有欲的凡尘女子，面对自己喜爱的男子，她没有传统女子的矜持，而是积极主动、大胆追求，毫不掩饰自己对爱情的热烈渴望。在未见唐僧之前，仅因为一个梦，她就断然宣布，甘愿放下手中大权，退居二线，将整个国家交与自己的男人，只希望自己能够与之结为连理、阴阳相配，相夫教子。在见到唐僧之后，她被唐僧丰姿英俊的堂堂相貌所吸引，满心欢喜之下更是大胆上前，直率道“御弟哥哥，请上龙车，和我同上金銮宝殿，匹配夫妇去来”[1]，时而娇媚，时而温情，语言之露骨却是让唐僧战战兢兢、招架不住。 　　女儿国国王一反平常女子的“三从四德”，对唐僧一见钟情，大胆追求，从表面看起来她放荡冒失，有失传统女性的贞操道德，但事实上女王也遵循着礼教。她倾心于唐僧，却并未倚仗权势威逼利诱，而是请当朝太师做媒，迎阳驿丞主婚，向唐僧求婚。可见其仍遵循社会道德规范，不失礼仪和诚意。在唐僧逃走后女王也承认自己“错认了中华男子，枉费了这场神思而自觉惭愧”[2]，这也恰恰说明在封建道德下，社会对女性自然情欲的压制。针对女儿国王“违背道德”的行为，吴承恩并没有进行批判，反而对其积极大胆追求爱情的行为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在这常年不见男人的国度中，女王压抑已久的自然欲望让她不由自主地想要追求真性情，这也正包含了吴承恩对当时女性人性解放的肯定。 　　之所以会出现以上转变，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明末清初是孕育资本主义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