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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文学现代文学论文 雅克·德里达在他的著作《明信片》这本书中,借其主人公之口,写了下面这段耸人听闻的话:“……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在这里,我又遇见了那位上星期六跟我一起喝咖啡的美国学生,她正在考虑论文选题的事情(比较文学专业)。我建议她选择二十世纪(及其之外的)文学作品中关于电话的话题,例如,从普鲁斯特作品中的接线小姐,或者美国接线生的形象入手,然后再探讨电话这一最发达的远距离传送工具对一息尚存的文学的影响。我还向她谈起了微处理机和电脑终端等话题,她似乎有点儿不大高兴。她告诉我,她仍然喜欢文学(我也是,我回答说)。很想知道她说这句话的涵义。”以上引用的德里达或者他的作品主人公在《明信片》中说的这段话实在是骇人听闻,至少对爱好文学的人是这样,比如像我,以及在文中与主人公对话、正在寻找论文选题并且有点儿不高兴的美国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这位主人公的话在我心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有焦虑、有疑惑,也有担心、有愤慨,隐隐地或许还有一种渴望,想看一看生活在没有了文学、情书、哲学、精神分析这些最主要的人文学科的世界里,将会是什么样子。无异于生活在世界的末日!德里达在《明信片》中写的这段话在大部分读者心目中可能都会引起强烈的疑虑,甚至是鄙夷。多么荒唐的想法啊!我们强烈地、发自本能地反对德里达以这样随意、唐突的方式说出这番话,尽管这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事实。在最主要的信息保留和传播媒介身上发生的这种表面的、机械的、偶然的变化,说得准确点儿,就是从手抄稿、印刷本到数码文化的变化,怎么会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情书——这些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里都非常普遍的事物——的终结呢?它们一定会历经电信时代的种种变迁而继续存在?(问号为作者所用—译注)当然,我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写情书!当然,我可以在连接着因特网的电脑上创作并发送文学、哲学作品,甚至是情书,就如同我以前用手写、打字机、或者印刷出来的书来完成这些事情一样。但是,精神分析学这门原本依赖面对面的谈话(interlocution,被称为“谈话疗法”)的学科怎么可以束缚在印刷机的控制之下,并进而迫于数码文化的转向而走向终结呢?德里达这些唐突甚至有点儿近乎放肆的话在我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反感,正如那个研究生在听到德里达这样古怪的建议后心里涌起的想法。顺便提一下,阿维塔尔·罗奈尔对德里达这个建议却另有一番理解,而且,毫无疑问,她没有把它当作德里达对正面提问的回答。电话中的普鲁斯特和德里达的《明信片》都出现在了罗奈尔的名作《电话簿》中,并以自己的方式预言了新一轮电信时代的到来。劳伦斯·里克尔斯像弗里德里希·基特勒一样,也早就在现代文学、精神分析和文化中概括然而鲜明地提到了电话。然而,德里达就是这样断言的:“电信时代”的变化不仅仅是改变,而且会确定无疑地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的终结。他说了一句斩钉截铁的话:“再也不要写什么情书了!”可是,这怎么可能呢?不管怎么说,德里达这些话——不管是他(或者《明信片》中的主人公)跟那位研究生的,还是你我在那本书中读到的——在我们的心中都激起了强烈的恐惧、焦虑、反感、疑惑,还有隐隐的渴望,这些话是“恰如其分”的施为性话语(“felicitous”performativeutterance)。他们实践着他们的箴言而间接地带来了文学、情书等等的终结,正如德里达在最近一次研讨会上所讲的,说“我爱你”这句话,不仅仅会在说话者心中产生爱的波澜,而且还会在听话者心中产生信念和爱的涟漪。尽管德里达对文学爱好有加,但是他的著作,像《丧钟》(Glas)和《明信片》,的确加速了文学的终结,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文化中(比如欧美国家过去200年或者250年的历史文化)得知。在西方,文学这个概念不可避免地要与笛卡尔的自我观念、印刷技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独立国家概念,以及在这些民主框架下言论自由的权利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只是最近的事情,开始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西欧。它可能会走向终结,但这绝对不会是文明的终结。事实上,如果德里达是对的(而且我相信他是对的),那么,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德里达在《明信片》这本书中表述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新的电信时代的重要特点就是要打破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内心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二分法(inside/outsidedichotomies)。在书中,作者采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过时的形式对这个新时代进行了讽喻性的描写,即不仅引述主人公与其所爱(一位或者多位)进行的大量电话谈话,而且还利用正在迅速消逝的手写、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