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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农业发展情况探讨 一、北宋山西地区的农田水利建设 （一）开发利用山泉水灌溉农田 绛州骨堆泉，“方数丈，可灌民田万亩左右，农家恃以为命。”方数丈的泉水竟能发挥如此之大的作用，那么著名的晋祠泉水，所起到的作用就更大了。嘉祐五年（1060），地方政府为扩大晋祠泉水的浇灌能力，组织人力，对晋水渠道进行了整治，“湲其源为十分，穴庙垣以出其七分……其溉田以稻数计之，得二百二十一夫余七十亩，合前为三百三十四夫五十九亩三分有奇……于是晋水之利无复有遗，倍加于昔矣。”不仅扩大了溉田面积，并且将水源分为十分，确定了南北三七分水的原则。熙宁八年（1075）五月，太原府草泽史守一，“修晋祠水利，溉田六百余顷”。对于晋祠水的灌溉作用，范仲淹歌之曰“皆如晋祠下，生民无旱田。”嘉祐年间(1056—1063)，介休洪山泉也得到开发利用，洪山泉水是汾河中游仅次于晋祠泉的第二大泉水灌溉工程，万历《介休县水利条规碑》记载“自宋文潞公开为东西中三河，自南而北流出，可溉田一百五十二顷二十九亩八匣八毫。”说明宋代洪山泉水灌区已具相当规模。 （二）引水淤灌工程 山西淤田的自然条件较好，史载“河东多土山高下，旁接川谷，每春夏大雨，众水合流，浊如黄河矾山水，俗谓之天河水，可以淤田。”嘉祐年间，程师孟利用这一优势组织民众淤田，“绛州正平县南董村旁有马壁谷水，劝诱民置地开渠，淤瘠田五百余顷。其余州县有天河水及泉源处，亦开渠筑堰，凡九州二十六县，新旧之田，皆为沃壤。”这一时期共“兴修田四千二百余顷，并修复旧田五千八百余顷，计万八千余顷。”可见利用水利灌溉不仅改良了土质，将盐碱地变成良田，扩大了农田面积，同时也提高了粮食产量。“闻南董村田亩旧直(值)三两千，收谷五七斗。自淤灌后，其直(值)三倍，所收至三两石。”并且程师孟还进行经验总结，绘制《水利图经》二卷，宣传淤田的方法。熙宁年间，全国上下掀起了兴修水利的热潮，河东地区也不例外。郭咨在忻州“导汾水，兴水利，置屯田”。熙宁五年（1072），洺州引漳河、洺河淤田“开河出美田三四百亩”。熙宁九年，政府又“遣都水监丞耿琬淤河东路田”。总之，熙宁年间，河东共建水利工程114处，溉田面积达471981亩。对于旱地农业来说，水利工程的兴修意义重大，大大提高了这一地区的农业经济效益。 （三）治理汾河 北宋时，汾水常常暴涨，堤防欲溃，几至成灾，严重威胁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更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宋天圣三年（1025）陈尧佐担任并州知州，即以治理汾水为急务，史载“陈尧佐为筑堤，植柳数万本。作柳溪，民赖其利。”熙宁初年，汾河大溢，知太原府王素“亟命具舟楫，筑堤以捍之，一夕，水骤至，人赖以安。”对汾河的治理，提高了抗旱减灾的能力，改善了汾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促进了汾河两岸农业的发展。 二、北宋山西地区农业发展的表现 （一）人口增加，垦田面积扩大，粮食丰足 北宋初年，河东的人口数量急剧下降，导致大量农田抛荒，农业生产凋敝。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北宋政府逐渐改变削减河东人口的政策。对于当年逃匿山林的北汉官吏军民，则“愿仕者量材甄叙，不愿者俾之归农”；如果因战乱和灾荒而流移的“流民有复业者”，则“发仓粟赈之”。到元丰年间，河东的户数已经从宋初的261,053户上升到576,198户，崇宁元年（1102），户数则达到了613,532户。人口的增加，不仅为河东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劳动力，而且使抛荒的田地重新耕种，垦田面积扩大。同时，沿边的禁地也开始得到开垦。宋太宗时曾在河东沿边推行禁地政策，“令民内徙，空塞下不耕”，沿边大面积良田被荒废。仁宗时期，开始在边地屯垦，“以岢岚军北草城川禁地募人拒敌界十里外占耕”。至和二年（1055），代州、宁化军一带的禁地亦被开垦。熙宁八年（1075）又一次下诏开垦岢岚、火山军等处堪种土地。这一时期，河东山区的山田也得到普遍开发，“高山峻坂并为人户耕种”。 沿边禁地和山田的开垦，无疑使河东的垦田面积进一步扩大。随着人口数量增加和垦田面积扩大，河东的农业生产重新发展起来。就粮食而言，到大中祥符元年（1008），“有司言其(指河东)：地沃民勤，颇多积谷。”在天禧年间，河东不仅上贡朝廷钱30万贯、粮120万石。政府还曾连续两年从绛州一地调出粮食30万石。滑州黄河决口时，还曾计划从河东晋、绛州发粮储三【十】（千）万赴滑州，可见当地储粮之多。另外，官方还在河东籴粮运往别地。庆历元年（1041），河东曾“额定和籴粮草五百万石”。熙宁七年（1074），又以封桩钱10万贯于河东买军粮，运往陕西延州，“比本路（指鄜延）来价甚有余息。”加上运费，河东粮价仍比鄜延低贱。从元丰七年（1084）开始，河东每年向陕西提供粮食5万石。从这些情况可看出，河东的粮食丰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