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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家庭承包制度 一、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绩效的研究阶段和主要观点土地家庭承包制度是一项经济制度的创新，一种制度的创新和运行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作用是巨大的，国内外学者对制度创新理论研究成果已很多。当代新制度经济学大师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C.North）指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对经济的发展虽然起重要作用，但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制度，包括所有制、分配、机构、管理、法律政策等（诺斯，1994）；诺斯和汤玛斯又认为“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徐汉明，2004）。1984年至1996年，是对土地家庭承包制度的正绩效研究评价集中时期。此时国内外学者对制度的绩效评价是一致的称赞与肯定的，主要从制度产生的结果：结束了中国长期农产品短缺历史、用世界上7%的耕地养活着世界上22%的人口。此外，主要观点如认为土地使用制度的变迁是渐近的，土地使用权回归于农民，激发了农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提高了土地生产力水平，体现了制度的效率与公平（曲福田，1999；林善浪，1999；林毅夫，1999；张宏宇，1999）；家庭承包经营制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民公社体制及其体制下的劳动监督和激励不足问题，使即将陷入崩溃的农村经济摆脱了困境，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该制度适合农业生产特点，有利于农民因时因地制宜进行生产，激活了农村沉睡多年的生产力，降低了制度变迁的成本，解决了集体统一经营时期劳动过程中的“搭便车”和监督问题，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的高速增长，有利于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张永丽，2002；杨德才，2002；满莉，2002等），是我国建国之后最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张孝德，2001）；等等。这些研究多从宏观方面对制度的激励作用和社会效果进行了肯定，并对制度的变迁定义为诱致性变迁，产生的是“帕累托”效应。但对土地使用权回归农民，农民如何运用权利、制度激励的关键点等微观研究则较少。1996年以来主要是对家庭承包经营负绩效方面的评价与研究。自1996年后，农产品生产进入供需平衡丰年有余时期，市场农业的要求与传统型家庭经营的不适宜性及“三农”问题的日益显化，人们对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优越性研究转向局限性分析。认为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局限性表现：一是产权界定不清问题。承包制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业产业化要求相矛盾，农民应有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张荣，2002）；二是税费负担过重，影响经营效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不明确，农民增产不增收（国风，2003），农民税费负担严重，影响了农民利用土地的积极性，制度效率降低（戚名琛，1996；沈守愚，1997；韩俊，1999；徐汉明2004；）；三是土地规模问题。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很多，如农村土地按人均分配，细化了农地的经营，不利于土地的规模经营效益（曲福田，2001，杨德才，2002；）。2004年前，税费制度不健全，农民经营土地除负担国家规定的“三提五统”外，以承包土地面积为依据的地方政府摊派现象严重，致使农民种地负担过重，此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减轻农民负担方面；2004年河北省开始按比例逐年降低税费额，到2006年全国取消农业税。目前，农民经营土地进入了种地无费无税时代。同时，国家生产直接补助政策使农民种地不但无税，而且有补助，对稳定土地经营起到了促进作用，再次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但对小规模经营起了固化作用，也影响了土地流转速度，这是税费改革后的正负影响评价。以上进行的土地家庭承包制度的局限性研究有利于制度深化改革或完善，但对农民是否接受或如何实现规模经营等，还需要倾听农民的想法，寻找宜于农民自愿选择的途径。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方式的研究及内容土地家庭经营，国内外历史久远。根据历史发展阶段、社会制度及国家或地区的自然禀赋不同，家庭经营方式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其研究内容也不断丰富。经济学家T.舒尔茨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最重要的手段，一是市场机制，通过农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变动来刺激农民；二是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亦即教育培训”（T.舒尔茨，1964）。日本人多地少，家庭经营规模小，农业处于衰退趋势，由买卖实现土地转移和规模经营非常困难，政策走向是以租佃来促进土地流转以提高家庭经营土地的效率（关谷俊作：《日本的农地制度》，金洪云译，2004）；发达国家高科技在农场中广泛应用，但产品单一化，农场主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已不是农场（胡芳，2006）；林毅夫1988年在其《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中提出：中国人民公社的生产队集体耕作制度不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劳动监督非常困难，社员的劳动积极性相应地很低。相反，家庭农场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此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家庭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