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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与近代茶业发展浅析茶文化论文 张謇(1853—1926年)，江苏南通人，字季直，号啬庵，近代中国立宪派、实业家、教育家。清光绪年间(1874—1908年)状元，早年入淮军吴长庆幕。1895年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旋即又在各地大举兴办实业，兴办通海垦牧公司、大达轮船公司、复新面粉公司、资生铁冶公司、淮海实业银行，并投资苏省铁路公司、大达轮船公司、镇江大照电灯厂等9个企业。又先后创办了通州师范学校、南通博物苑、女红传习所所等。他把实业公司、教育称为“富强之大本”。清末参与发起立宪运动，1906年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任副会长，1909年当选为江苏咨议局议长。辛亥革命后，张謇被任命为中国民国临时政府实业总长，由于与孙中山会晤不欢而散，因而并未到任。中华民国政府北迁后，张謇拥护袁世凯，组织统一党与国民党对抗。1913年，任袁世凯政府农商总长。袁世凯即将称帝时，辞官南归。晚年继续在南通兴实业和教育，提倡尊孔读经，抵制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中反对革命。1925年，大生纱厂因亏损严重被接管，次年病死。著有《张季子九录》、《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函稿》、《张謇日记》等(1)。今有《张謇全集》。综观张謇的一生，典型地反映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特征，即政治上保守，与封建主义联系紧密，反对革命，主张立宪;同时又大兴实业、教育，要求发展资本主义。这种矛盾心态，促使张謇任农商总长时，必然比较重视中国传统产业，试图挽救严重衰退的近代中国茶业。那么，张謇对近代中国茶业采取了何种振兴措施?实际效果到底又如何?由于学者对此问题未作任何研究，故笔者试作一粗浅探讨，以求教方家。 一．张謇对近代中国茶业的认知 作为近代著名文人、实业家、教育家、立宪派首领和政界要人，特别是曾担任过农商总长，张謇对近代中国茶业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所包含的思想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这些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点。 1．“茶叶为出口商务大宗”(2)。张謇对近代中国茶业的重要地位十分清楚，这既来自他的亲身感受，也来自社会现实的反映。张謇生活的年代，是近代中国屡遭列强侵略，国家主权和领土不断遭到严重损害、人民苦难日益加深的年代。茶叶作为中国传统出口农产品，无论是出口数量、出口价值，还是在外贸格局中的地位，没有任何一种货品可以与之匹敌。张謇出生的1853年，正值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时期。该年，福州首次出口茶叶，加上广州、上海，中国南方出口茶叶的港口为3个，是年出口茶叶约计10122．7万磅(3)，折合759392．348担。北方运往恰克图陆路出口俄国的茶为5万箱(4)，折合2．5万担。1852年，从西北出口俄国的茶为66．6万磅，折合4996．249担(5)。从西南出口的茶叶，每年约5万担，帆船每年运销海外的茶叶约为2万—5万担。总计1853年出口茶叶约859388担—884388担，即不到90万担。1888年，茶叶出口量增至2413456担(6)，增长1．7倍左右。茶叶出口带来的白银年收入为3000万两左右，最多时年达4000万两，个别年份甚至达到5000万两。其占出口总值比重1897年为61．64%。嗣后，因土货出口量增加，茶叶出口比重有所下降，1886年仍超过40%(7)。虽然19世纪80年代末，茶叶出口已趋衰落，但仍不失为“出口商务大宗”。张謇大办实业期间，1895年的茶叶出口量为1865680担，他从事立宪运动的1906年，茶叶出口1404128担。中华民国建立时的1912年，茶叶出口1481700担。他当农商总长的1913—1915年这几年，茶叶出口量为1447712担、150312担、1783916担。他去职时的1916年，茶叶出口1543862担(8)。这一段时间，茶叶出口总值一般为年达3000万两白银，1901年最少，为1851．2万两，1897—1898年、1900年，1902—1903年、1905—1906年，年均2000余万两。但1915年竟达5556．2万两，1916年也高达4356万两。其占出口比值也不断下降，1887—1891年为30%以上，1892—1896年为20%以上，1897—1916年大多为10%以上，其中1909—1910年、1912—1913年、1916年，均不足10%(9)。但，无论如何，1900年前茶叶出口货值在外贸结构中一直占据首位，1901—1916年仍然占据第2位的事实(10)，也说明了茶叶贸易的绝对重要性。这是张謇重视中国近代茶业的现实基础和关注茶叶贸易的物质前提。 2．“茶叶销数，日形减退”(11)。茶业事关国计民生，在中国近代经济社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2)。但，如此重要的产业，张謇用心细究后却遗憾地发现，19世纪80年代后期起，尤其是他任农商总长的“近年来”(13)，茶叶出口量不断下跌。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