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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经济学对农产品质监的作用 作者：王艳 崔野韩 杨明升 周云龙 单位：农业部科技发展中心 北京达邦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政府推动力度是决定国际标准话语权的关键 在扩大畜产品和兽药国际市场的双重利益驱动下，美国一方面在国内设置专门机构，配备大量人员，划拨专项经费予以保障;另一方面充分利用CAC规则，连续两年发起针对该议题的投票，并在WTO/SPS等其他国际组织上向CAC施压，要求尽快通过该标准。近年来甚至奥巴马及其代表也积极游说其他国家，以支持CAC在成员大会上通过该标准。反观我国，虽然早在2001年就加入WTO，但却是在近几年才开始实质性参与农业国际标准的制修订。由于对这项工作重视程度不够、投入力度不足，再加上对程序规则的不熟悉和前期参与的不连续、不深入，直到该标准进入最后一步，才着手开展试验，积极斡旋各方，尽管使该标准延缓了4年，但最终还是未能阻止通过。失去了国内标准的贸易屏障，美国猪肉、牛肉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将显而易见。 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涉及农药、兽药、生物毒素、致病微生物等众多危害物质，莱克多巴胺只是其中之一。莱克多巴胺残留限量国际标准的制定过程已清楚表明，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作为强制执行的技术规范，是政治诉求和利益制衡的技术体现，是政府、产业界和消费者三方博弈的结果，既是个技术问题，也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 1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是政府施行公共管理的技术工具 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是当代政府公共管理的基本内容。农产品质量安全，因其关系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的质量、社会道德与国家诚信的建立、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改进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是各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政府重点管理的领域。标准是农业产业发展的技术规范，是衡量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技术指标，是监管执法的技术前置。科学性只是标准诸多属性中的一个。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设定需要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现实国情、农情相适应，并且充分考虑各利益相关方的需求，有助于政府实行公共管理政策。如为适应食品安全管理形势，美国早在50年代将食品安全的目标设定为“零风险”并制定了一大批严格的限量规定。然而到了80年代，该目标却调整为“可接受的风险水平”，食品安全标准的各项限量规定也随之变化。如美国大豆中的草甘磷限量规定，1982年为6mg/kg，但1997年却放宽到了20mg/kg［2］。因此，强化标准制修订工作是各国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有效实践。 2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是政府履行经济职能的有效手段 基于农业的重要战略意义，农业部门历来都是各国主要的专业经济管理部门。西方经济学者认为，并不存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任何现代社会，政府都起着重要作用。在相对弱质的农业产业中，各国更是不会放过“政府看得见的手”;而在贸易代替传统战争参与争夺全球资源的今天，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往往是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外衣，能将相对优势转化为绝对优势。如莱克多巴胺残留限量国际标准，尽管刚刚通过，但对美国牛肉国际贸易的推动作用就迅速显现。以中国台湾地区为例，2012年3月12日，台湾台北市因在源自美国的牛肉中检出莱克多巴胺(0．0275mg/kg)，而销毁了7490kg美国牛肉。此举在民进党与国民党间引发了一场禁与不禁的“美牛大战”。7月5日CAC通过莱克多巴胺残留限量后，台湾“立法委”迅速采用，并以6346表决解禁牛肉中莱克多巴胺。美国牛肉在台湾市场随即被打开。 3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与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紧密关联 虽然一般情况下管理规制总是滞后于出现的问题，但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如果标准不先行，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任何食品安全问题都有可能迅速发酵为连锁性危机事件，进而会影响到社会稳定甚至是政治安全。如影响深远的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2012年“毒胶囊事件”，标准缺失是重要原因之一，对公众消费信心特别是对政府信心的打击尤为巨大。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虽然中央政府迅速决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并处理了相关当事人，但网民愤怒情绪达到89%，消费者对产品的不信任感向政府扩展。整个事件的网络关注度超过58%，最高可以和汶川地震相比。2012年2月台湾爆发的因莱克多巴胺检出引发的“美牛事件”，更是将质量安全标准推向了政治高度。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为了尽快恢复“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TIFA)协商，融入区域经济整合，极力推动台湾莱克多巴胺限量标准出台，马英九甚至称“我们一步也不能等”。而作为在野党的民进党，则抓住时机大肆炒作，连普通民众也都普遍认为“牛有毒、鸡有病都是来自于马无能”。受此影响，马英九的民众支持率一度降至自上任后历史最低。 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工作面临的困境 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