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讲美国的大众媒体与表达自由祥解.ppt

表达自由 他随即提出一项规则：“宪法保障要求具备这么一项联邦规则：禁止政府官员因针对他的职务行为提出的诽谤性虚假陈述获得损害赔偿，除非他能证明：[被告]在制造虚假陈述的时候确有恶意（actual malice），即被告知陈述虚假，故意为之；或玩忽放任，罔顾真相(reckless disreguard)。”上述规则，后来被专业人士称为“沙利文案标准”（即“真实恶意原则”）。 表达自由 同时布伦南指出：“我们应当将那些借批评之名，实质上却是故意、恶意或罔顾真相，存心损害官员名誉的言论，排除于宪法的保护之外。” 布伦南：官员履行职务时，享有言论免责权。之所以赋予官员这项特权，是为了让官员不被讼事困扰，在无后顾之忧的前提下恪尽职守。“既然赋予官员类似特权，同等特权亦应由批评官员的公民享有。 表达自由 在罗森布拉特诉贝尔案(Rosenblatt v. Baer )案中，布伦南大法官重申了“沙利文案”的理念：我们曾经说过，“全国人民坚信这样一项原则：人们可以不受限制地、生动活泼地和完全开放地讨论公共问题，可以对政府和政府官员进行猛烈的、辛辣的、有时还是令人不悦的尖锐抨击”。……首先，公共问题讨论中蕴含着巨大的利益；其次，谈论那些身居要职、能够对问题的解决施加重大影响的人物蕴含着巨大的利益。批评政府正是宪法保护的自由讨论的精髓。对那些身居政府要职的官员的批评必须是不受约束的，以免说话人因批评政府而惹火烧身。” 表达自由 沙利文案”的另外一项显赫成就，在于向公众宣示：第一修正案不仅保护理论学说与政治言论，也保护事实陈述。“允许新闻界存在犯错的空间，对新闻界是一种某大激励。”促进了新闻业的发展。在越战和水门事件中，新闻媒体敢于放手挑战官方权威，深挖幕后真相。 沙利文案之后的40年里，没有一名联邦官员打赢过过针对新闻媒体的诽谤案。因为要证明媒体在发表言论时故意无视真实情况，这是很难的。 表达自由 国家机密与国家安全与表达自由 “五角大楼文件案” （New York Times Co. v. United States/United States v. Washington Post Co. ，1971）：1971年NYT和《华盛顿邮报》获取并发表了有关越战内幕的绝密文件。美政府起诉两报，要求法庭发布禁令，要求停止刊发系列文章。美高院大法官们以6票对3票，判政府败诉。 表达自由 。雨果·布莱克（Hugo Black）大法官在其发布的协同意见中指出：“媒体必须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如此才能揭发政府隐秘，公示人民知晓。惟有一个自由、不受约束的媒体，才能有效曝光政府蒙蔽人民的内幕。自由媒体肩负的至高责任，是防止政府行骗，用谎言将人民送到异国他乡，死于外邦瘴疠或枪林弹雨。在我看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及其他报纸的勇敢报道，不仅不应受到任何谴责，还应当被大力褒扬，因为他们确实履践了开国先贤的立国宗旨。揭发越南战争的真相，正是报界恪遵先贤期望与信赖的高贵之举。” 表达自由 斯图尔特法官在本案的附议中指出：“对政府政策和权力惟一有效的限制……也许就依赖于一个开明的公民社会，惟有这样的社会方能产生开放性、批评性的公共意见。基于这样的理由，一个时刻警觉、敏锐且自由的媒体对于实现第一修正案的基本目的相当重要。没有自由而开放的新闻界，就没有开明的民众。” 表达自由 “科恩诉加利福尼亚州案”(Paul Robert Cohen v. California，1971)：科恩在洛杉矶政府走廊穿着后背上印着“fuck the draft”的夹克衫，被加州以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定罪。联邦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撤销了对科恩的有罪判决。约翰·哈伦大法官主笔的判决意见指出：“虽然这三个词（fuck the draft）令人反感，但不同忽视的是，一个人的粗鲁言语，也可能是其他人的抒情诗句。” 表达自由 “宪法保护的表达自由权利，在这个人口众多，日趋多元的社会里，无疑是一剂良药。创设这一权利，就是为了解除政府对公共讨论施加的种种限制，将讨论何种议题的决定权，最大限度交到我们每个人手中。我们希望，表达自由最终能够创造一个更有力的公民社会、更优良的政治制度。我们也相信，对言论自由的任何限制和约束，都与我们的政治体制所依赖的个体尊严和自由选择格格不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允许这一自由的存在，或许会导致尘世喧嚣，杂音纷扰，各类不和谐之声不绝于耳，有时甚至会有一些冒犯性的言论。但是，在既定规范之下，这些仅是扩大公共讨论范围导致的一点点副作用罢了。容许空气中充满不和谐的声音，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力量的象征。” 表达自由 向国旗敬礼和焚烧国旗的问题 “迈纳斯维尔学区诉戈比蒂斯案”(Minersville School District v. Gobit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