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改看中国改革政治经济学资料.doc

从医改看中国改革政治经济学：改革到底有多难 导语：昨日国务院会议决定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从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和新农合基金中划出一定比例或额度作为大病保险资金，2015年底前使大病保险覆盖所有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人，对参保大病患者需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给予保障，今年支付比例达到50%以上，今后还要逐步提高，有效减轻大病患者就医负担。到2017年，建立比较完善的大病保险制度。 我们以医改为例，讲讲改革为什么这样难。 三年来，我国医改取得了显著成就，同其他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是来之不易的。因为医改是世界难题，在有的国家甚至举步维艰。医改是一项复杂的全局性改革，中国改革遇到的所有困难，在医改中都遇到了，所以医改很有代表性：第一，医改是重要的政治问题，美国等发达国家大选的核心问题都包括医改。第二，中国医改涉及13亿人口每一个人，涉及近20个中央部委，涉及从中央到村共六级政权机构，其他改革，如教育、住房、国企改革，都很少有这样广的涉及面。第三，医疗既有公益属性，又有经营属性，涉及政府、事业单位、企业、民间非营利组织、慈善机构等我国现有的各类主要经济社会主体。第四，医改在技术上也很复杂，例如同住房相比，住房改革在技术、规划、监管上比医疗简单得多，住房改革主要是利益问题，而医改既有利益问题，也有复杂的技术问题。 一、危机是改革的导火索 危机有利于暴露隐藏的矛盾，迅速在全社会形成共识，为改革赋予强大动力。这次医改，酝酿于本世纪初的几年，导火索是“非典”以及由“看病难、看病贵”引起的各种社会危机。 2002年底，一种不明原因的传染病“非典型性肺炎”袭击了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严重的恐慌：人们不知道传染病的源头和传染途径，各种谣言满天飞，救护车频频从街道上呼啸而过，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人们不再去公共场合，大街上和地铁里人迹罕至，像一座“死城”，绝大多数国家停止了和中国的人员往来，有的还撤走了侨民。 之所以造成这样大的恐慌，一个根本原因是信息统计和信息发布不及时，以至于疫情已经达到人人自危的地步时，政府还不能准确地掌握发病者的信息。这一切源于基层公共卫生机构的瘫痪。公共卫生机构（如防疫站）承担着预防、发现、报告传染病的任务，属于公共物品，应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但是90年代以来，政府把公共卫生机构也推向市场，允许和鼓励他们通过卖药、小病治疗等业务营利创收，本应承担的传染病防治任务不断弱化，以致酿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2003年4月20日，转折发生了。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两位正部级干部的职务，任命国务院副秘书长高强为卫生部党组书记，王岐山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后当选市长）。4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兼任卫生部长。那几年有句话：“男女搭配，武艺（吴仪）高强”，表达对卫生部这两位领导推动医改寄予厚望。 从这天起，北京市每天公布全市的感染和疑似人数，所有疑似患者强制隔离，取消一切公共活动，公共场合每天喷洒消毒液。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北京市各大单位，均封锁大门戒严，进出需要专门批准，每天核对人数、查体温。恐慌气氛逐渐得到抑制。 更糟糕的情况发生在农村。当时，上上下下非常担心“非典”传到农村去，因为农村卫生院瘫痪的情况更加严重，上世纪末，政府对农村卫生院几乎不再投入，只有三分之一的卫生院能够正常运行，其他的或者破产，或者勉强维持。一旦非典传到农村，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当时的农村连抗日战争时的办法都用上了：在村口层层设卡、挖断道路、强行消毒，外地回来的人一律不许进村，而是送到远处的窝棚里“隔离居住”。 “非典”给各级决策者敲了一个警钟，卫生工作做不好，不仅要丢乌纱帽，而且会影响社会稳定、影响经济发展。发展是硬道理，人民健康也是硬道理。2003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中共中央负责人提出“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协调是我国的突出问题”，这就为医改提供了理论依据。2003年当年，中央就做出了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机构的决定。 二、农村医疗危机催生新农合出台 2001年，一位学者的调研报告送到江泽民总书记案头，报告的主要内容是：据调研，当时农村90%的老人生病不去住院，50%产妇不去医院分娩，农村婴儿死亡率出现上升，一次住院费一个家庭就会倾家荡产。后来，中央办公厅专门派人进行调查，确认了这个结论。 90年代末出现了农村医疗危机，有三方面原因。第一，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农民自发探索出的、卓有成效的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已经完全瓦解了，合作医疗的覆盖率从70年代的90%下降到5%以下。第二，90年代后期，为了应对通货紧缩，扩大内需，实行了住房、教育和医疗的市场化改革，医院的赢利动机迅速增强，费用连续上升。第三，90年代也是农民负担较重的时期，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农村公共事务的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