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为法学会张之楠方孝孺被诛十族的政治文化意义》.docVIP

方孝孺被诛十族的政治文化意义 （张之楠，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 一　被诛十族 明初有一个震惊当时及其令后来震惊的历史事件，即明成祖朱棣诛杀方孝孺十族之事，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之十八记此事之本末云： 文皇发北平，僧道衍送之郊，跪而密启曰：“臣有所托。”上曰：“何为？”衍曰：“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学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请勿杀之，杀之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文皇首肯之。及师次金川门，大内火，建文帝逊去，即召用孝孺，不肯屈，逼之，孝孺衰绖号恸阙下，为镇抚伍云等执以献。成祖待以不死，不屈，系之狱，使其徒廖镛、廖铭说之。叱曰：“小子从予几年所矣，犹不知义之是非！”成祖欲草即位诏，皆举孝孺，乃召出狱，斩衰入见，悲恸彻殿陛。文皇谕曰：“我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文皇曰：“伊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降榻劳曰：“此朕家事耳！先生毋过劳苦。”左右援笔札，又曰：“诏天下，非先生不可。”孝孺大批数字，掷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文皇大声曰：“汝安能遽死。即死，独不顾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声愈厉。文皇大怒，令以刀抉其口两旁至两耳，复锢之狱，大收其朋友门生。每收一人，辄示孝孺，孝孺不一顾，乃尽杀之，然后出孝孺，磔之聚宝门外。孝孺慷慨就戮，为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庶不我尤！”时年四十六。复诏收其妻郑氏，妻与诸子皆先经死。悉燔削方氏墓。初，籍十族，每逮至，辄以示孝孺，孝孺执不从，乃及母族林彦清等、妻族郑原吉等。九族既戮，亦皆不从，乃及朋友门生廖镛、林嘉猷等为一族，并坐，然后诏磔于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谪戍绝徼死者不可胜计。孝孺季弟方孝友就戮时，孝孺目之，泪下。孝友口占一诗曰：“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到家山。”士论壮之，以为不愧孝孺之弟。孝孺又有二女，年俱未笄，被逮过淮，相与连袂投桥水死。 僧道衍即姚广孝，十四岁出家为僧，却事道士席应真，得其阴阳术数之学，以“知天道”为名，在建文帝削诸王之权时，力劝燕王朱棣起兵。在靖难之役中，为朱棣献计献策，为最终取得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道衍好学工诗，与当时的文人交往密切，宋濂、苏伯衡等文人皆推奖之，故其知方孝孺之名、之学与个性，因此在朱棣入南京时，密托朱棣勿杀方孝孺。 明成祖朱棣在历史上留下了血腥杀戮之名，但在即位之初，似乎并无杀戮之意。余继登《典故纪闻》录成祖事迹，其中有关于用人的文献，兹录三条，其一云： 成祖既即位，谕群臣曰：“凡人才识不同，长于此或短于彼，苟事有所误，即明言之，予不汝责。若隐而不言，日久觉露，情同欺罔，法则难容矣。” 其二云： 成祖既封功臣，因谕群臣曰：“君臣不能保全者，常始于不相信，苟不相信，即父子将为秦越，况君臣乎！吾于诸功臣，报之厚而待之诚，常见其善，不见其不善，惟其才而任之，保功用人，可以两得。” 其三云： 成祖初即位，义乌县教谕高泽言：“自古帝王必虚心纳言，今臣民有所论奏，愿假以辞色，使得各尽其情，善者采之，不善者置之，则贵臣不敢蒙蔽，下情得以上达，忠言日闻，天下之事无雍滞矣。”成祖嘉纳之，以示六部臣曰：“疏远之臣，犹能心存国事，在朕左右受腹心之托者，当思正直自奋，用副委任。” 这些材料说明明成祖还能够正确看待臣属，能够用人之所长、信任臣僚和虚心纳言。尽管可以说这些材料是成祖为自己或史臣对成祖的文饰，或是虚意的表面文章，但事实上成祖即位后并没有如朱元璋那样大肆杀戮功臣。对于道衍所托勿杀方孝孺，朱棣“首肯之”，说明他答应了道衍的密托，开始并没有要杀方孝孺之意。朱棣希望方孝孺能为自己起草即位诏书，方孝孺则坚持正统的皇位传继之制，斥朱棣不应自己做皇帝，激怒了朱棣。细观谷应泰《壬午殉难》中所载朱棣诛杀之臣，皆为忠心建文而不为其所用之人，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何其多，又何止朱棣一人！ 不管怎么说，朱棣对建文旧臣的屠戮，使他留下了血腥屠杀之名，也正如谷应泰所评述的那样，朱棣不能如“川泽”之“纳污”而失“王者之大度”。黄宗羲对此亦持同样的看法。有人说方孝孺性格“激烈过甚”，从而“致十族之酷”，黄宗羲却将责任归之于朱棣的“天性刻薄”：“ 夫成祖天天性刻薄，先生为天下属望，不得其草，则怨毒倒行，无(按:一本作何)所不至，不关先生之甚不甚也。不观先生而外，其受祸如先生者，宁皆已甚之所至乎?此但可委之无妄之运数耳。”这样悲惨的结局，责任主要在明成祖，而非在方孝孺。 朱棣诛杀方孝孺十族，共八百七十三人，可谓开了历史之先河，暴虐之惨，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谷应泰比较成祖与历史上政权更替中发生的杀戮，论曰： 闻之川泽纳污，瑾瑜匿瑕，王者之大度也。以故什方旧怨，汉帝首封，射钩小嫌，齐侯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