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市场20年》.doc

中国资本市场20年：红旗下的蛋 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试营业；1990年12月19日，上交所正式成立。2010年12月，新中国资本市场走过了20年。对于前仆后继的监管者、企业家和投资者来说，时间轻轻飘过，记忆却厚重深刻。他们或功成身退、或家破人亡、或人间蒸发、或锒铛入狱、或敬而远之、或卷土重来、或意气风发、或欲哭无泪…… 如果将这些历史碎片重新拼接起来，也许我们会隐约看到──中国资本市场是“红旗下的蛋”，每一个曾经浸淫其中的大人物和小人物也是“红旗下的蛋”。“现实像个石头，精神像个蛋”，虽然作为新生事物的中国资本市场叛逆过、努力过、收获过，但离完善和成熟还有许多险路要走。下面就通过《红旗下的蛋》（崔健1994年作品）的歌词，来透视一下中国资本市场的20年。 突然的开放实际并不突然现在机会到了可能知道该干什么红旗还在飘扬没有固定方向革命还在继续老头儿更有力量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对国有和集体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由此带来了股权转让的问题。1988年左右，深发展、万科等相继发行股票并在证券营业部的柜台交易，从无人问津到排队争抢，深圳的证券市场也在无形中慢慢发酵。记得1988年访问中国的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对此颇有微词，他认为股票不该是保本保息的，而是要建立交易所集中交易并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当时，也恰逢部分“海归”筹划在中国建立资本市场，并得到了中央和地方领导的认可，比如，当时在上海任职的朱镕基曾在香港“提前”宣布中国要建立资本市场。总而言之，中国资本市场的建立“实际并不突然”，是一种水到渠成的选择。 但水到渠成，不意味着一帆风顺，由于“姓社姓资”的争论犹存，国有企业避而远之，导致上市公司数量少，新股发行也不多，甚至当时还不敢直接叫“资本市场”，而模糊地称“金融市场”或“证券市场”。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为资本市场定调才让襁褓中的中国资本市场稍有安全感。邓小平说，“证券市场这个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 当然，当时依然处在“红旗还在飘扬没有固定方向”的阶段，直到1996年左右，中国政府决定“积极稳妥地发展债券和股票融资”为国有企业解困，才让市场彻底看到方向，并引发了历时一年半左右的牛市。虽然期间中国政府出台了抑制投机的连续“十二道金牌”，但上证综指依然从1996年初的500多点升至1997年5月的1500多点。 时至今日，方向之争已成往事。但矫枉过正的是，国有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的步子迈的太大了。特别是2006年以后，一些“中字头”的金融、石油、航天和军工等企业，不管缺钱不缺钱都高调进入A股市场，虽然提高了股市总市值和企业的市值，也提升了交易所和企业的国际形象，但市值不是唯一标准，这恰恰反映了中国资本市场“筹资给力、投资混乱”的格局。 钱在空中飘荡我们没有理想虽然空气新鲜可看不见更远地方我们的个性都是圆的像红旗下的蛋有人的地方就有争夺，有钱又有人的地方更是如此。中国资本市场不仅是上市公司的提款机，也曾是上市公司背后大股东、监管者和庄家大户的提款机。“钱在空中飘荡我们没有理想”，也许正是他们的写照。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深圳还有一句口号，“再不买股票，你就是深圳最后一个穷人”，在资本市场能迅速致富甚至暴富的感召下，许多企业家、监管者沆瀣一气，无视法律法规，也无视金融风险，玩弄着并不熟练的资本运作，构建着海市蜃楼般的金融帝国。 从1995年“3.27国债期货”震惊中外的尾市8分钟，再到世纪之交开始逐渐在中国资本市场上浮现的“各种系”，比如、中科系、德隆系、农凯系和格林柯尔系等，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摊大饼、高杠杆、操纵证券价格。特别是那些以做实业为幌子的“各种系”，在世纪之交的网络股泡沫浪潮中呼风唤雨，利用壳资源玩资本重组，让证券价格动辄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上涨，最后由于控盘过大资金链断裂玩火自焚。也许，他们也有理想，“可看不见更远地方”，也许，这是制度悲剧，但也是他们试图左右逢源的个人悲剧。他们是红旗下浮躁的蛋。 权力在空中飘荡经常打在肩上突然一个念头不再跟着别人乱走虽然身体还软虽然只会叫喊看那八九点钟的太阳像红旗下的蛋 中国资本市场从一开始就在“政策市”的阴影下成长，“权力在空中飘荡经常打在肩上”，不停的救市托市或打压股市，让市场无所适从。虽然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以后，大小股东成为了利益共同体，市场自我博弈功能增强，“不再跟着别人乱走”，但至今中国资本市场仍未彻底摆脱政策市。只不过从直接干预股市转变为直接干预实体经济运行（比如不间断地推出各种战略和新兴产业规划等等），从而间接干预股市运行。政府主导的经济和政策市总是如影随行。 中国资本市场历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