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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量化法治实践中的指数设计 —— 以法治政府指数与司法公正指数的比较为中心 郑智航 摘 要 量化法治有助于政府和法院对照既有的法治标准寻找差距，从而找到法治社会建设的着力点。法 治政府指数和司法公正指数是量化法治的两项重要指数。中国在这两种指数体系的设计思维上体现出同构性的 特点。但法治政府指数和司法公正指数所秉持的设计思维，并不具有逻辑结构的同构性，而应该是在法治精神 的指引下，根据政府和法院工作的特殊性，采取不同的设计思维。具体而言，中国的法治政府指数设计，需要 强化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尊重公民权利、政府的行政效能以及国际规则的遵守等四方面内容；中国的司法 公正指数设计，需要强化法院独立办案，改判率、发回重审率和服判息诉率，特定人群诉权保障等方面内容。 关 键 词 法 治 评 估 ;法治 政 府 ;司法公 正 ;法治 指 数 ;量化法治实践 作者郑智航，法学博士，山东大学法学院讲师。 实行法治，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共识。中国政府也正在切实采取 一系列举措来推进法治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法治正在实现从“ 口号法治”向 “实践法治” 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量化法治的观念和做法在当下中国逐渐盛行起来。学术界开始展开对法治 指数的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工程设计，政府和相关部门也逐渐热衷于制定相应的法治指标体系。① 就中国法学界既有的研究而言，学者们对于量化法治的认识，主要存在以下三种代表性的观 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量化法治是全球法治发展中的一种潮流，它既有助于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 国投资，又有助于衡量本国法治发展水平，校准法治建设的局部目标定位。② 第二种观点认为，量 化法治并以法治指数诱导地方政府推进法治的构想，有将法治建设务虚化、简单化的倾向，它不外 乎是利用专门术语来掩饰空洞的内容，看似专业，但实质多余甚至有害。因此，这种观点完全反对 量化法治的实践。③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我们并不能否定量化法治对于当下中国法治建设的重大意 义，而是要在量化法治的实践中，反思性地思考法治指数设计中的虚与实等相关的思想维度。④ ① 参见姚建宗：《法治指数设计的思想维度》，载 《光明日报》，2013年4 月9 日。 ② 参见钱弘道、戈含锋、王朝霞、刘大伟：《法治评估及其中国应用》，《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 期，第 142页。 ③ 参见陈林林：《法治指数中的认真与戏谑》，《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6 期，第 147页。 ④ 参见注①；侯学宾、姚建宗：《中国法治指数设计的思想维度》，《法律科学》2013年第5 期，第 3 页。 北大法律信息网/ 　北大法宝/ 上述第一种观点确实强有力地论证了量化法治对于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并进行了相应的 工程设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但是，它的确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第三种 观点所指出的那种忽视法治指数设计中的虚与实、中国与世界、普遍性与特殊性等思想维度的倾 向。第二种观点虽然看到了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区别和对立，但是忽视了量化研究与 质化研究在实践层面进行整合的可能性，⑤也没有注意到其它国家和地区的量化法治实践所取得的 实际效果，从而致使其批评显得过于绝对化。第三种观点从整体上对中国量化法治的实践进行了反 思与批判，并提出了具体指数设计的思想维度。因此，该观点对于中国量化法治的实践具有整体性 的宏观指导意义。但是，这种观点主要还是停留在理念层面，没有对中国量化法治的微观实践进行 分析。而这导致无法看到量化法治具体过程中存在的技术问题，从而难以从技术层面改良中国当下 既有的量化法治的具体实践，也无法对中国量化法治实践的现状给予原因解释。 本文将在坚持第三种观点的前提下，对中国量化法治的微观实践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其中存在 的问题，并结合对域外法治指数设计的内在逻辑结构的探寻，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建议。为了分析 的便利和集中，本文拟围绕量化法治过程中的法治政府指数和司法公正指数来展开论述。 一、量化法治具体实践中的两种指数 尽管学术界和实务界对于“法治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理解尚存在较大分歧，但是，建立法治政 府和强调司法公义这两点得到了普遍认可。因此，量化法治的具体实践，也纷纷从确立法治政府指 数和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