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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4-09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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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语文备考名家精美散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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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春
17世纪始至18世纪末,中国形成了封建制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从康熙到乾隆这130多年中,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达到极致。乾隆末年公元1796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二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英国迟迟不能扭转对华贸易的逆差。中国的城市,除北京都城以外,得以迅速发展。杭州,“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不用说;南京,在吴敬梓的笔下已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的欣欣向荣气象;还有扬州、苏州、广州,人口聚集均达到50万以上;山东的济宁则为“百货聚集之地,客商货物,必投行家”。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称赞当时的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春,离“康乾盛世”正好100年。其时,中日甲午战争经黄海之役败北、威海卫失守,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结局,迫使垂头丧气的清政府无可奈何地坐到了谈判桌上。弱国无外交,谈判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约的消息一阵风似地刮遍了北京城,北京震惊!举国震惊!
在这样一个情势下,南海举人康有为奋然而起,登高一呼而四方云从,导演一出“中国数千年未闻有此大举”的“公车上书”事件。公车上书“虽不行而全国震动”(梁启超《南海先生传》),它却使康有为作为一股新生政治力量的领袖,第一次获得了与朝廷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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