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型知识经济模式下广州知识城构建政府职能研究分析.docVIP

通用型知识经济模式下广州知识城构建的政府职能研究 摘要：广州中新知识城是广东省政府和新加坡政府共同开发的项目，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的重要内容之一，自2009年3月以来，通过对世界成功知识城市模式的考察、研究，基本认定，广州知识城更适合通用型发展模式。本文通过对广州知识城发展模式的分析，全面论述了知识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个方面的职能。 关键词：知识城市；通用型知识经济模式；政府职能 导论 自2009年3月以来，广州知识城经历了广东省政府和新加坡政府签订合作备忘录、省市政府战略规划以及如今正稳步推进的开发建设，一些乐观人士甚至认为，广州知识城不过是水到渠成而已。 事实上，笔者通过实地调研广州知识城相关建设情况，大量查阅省市区三级政府有关文件、政策以及理论界关于广州知识城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尽管世界上已经有发达国家很多成功知识经济开发的先例做参照，尽管我们的相关管理者和开发者也已先后去了多个知识城市做实地考察，但确切地来说，目前广州知识城建设依然是在摸索中前进，边探索、边建设、边修正，我们其实是没有现成的“渠道”，时不我待，我们必须在水到之前，修好“渠道”，比如创新知识城的管理制度和政府职能等。本文在论证广州知识城开发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通用型知识经济模式下知识城市建设的政府职能。 一、 通用型知识经济模式概论 （一）知识城市的概念 知识城市（knowledge city）是20世纪九十年代在发达国家城市转型、复兴中诞生的一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最新理论，是西方社会对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所出现的问题的一种历史反思，其宗旨是要通过充分利用现有城市的社会、经济、文化资源，实施以“知识为基础发展”（knowl—edge—based development，kbd）的战略，加速城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空间结构的转型，以实现城市的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提升城市参与全球循环的核心竞争力。[1] （二）硅谷只是半导体知识经济 提起知识城市，我们首先会想到美国的“硅谷”，因为这是第一个体现知识经济力量的地方，“硅谷经济”实质上只是“晶体管半导体知识经济”、是专项型知识经济，不是通用型知识经济[2]，虽然在“硅谷经济”中已包含了“知识经济”的大量核心内容和原理，但它不具有通用型知识经济所要求的制度环境、培育环境和孵化环境，所以，硅谷经济依然不是“通用型知识经济”这是由“知识经济”本身独特的诞生与发展条件决定的。 （三）通用型知识经济的内涵 通用型知识经济一定是一种既以“知识为原料或生产资料”，又以“知识为生产力”的经济，因此，通用型知识经济制度起源的构成基础和制度原理就必定主要是以大量“制度型知识”为核心而构造的。这意味着，知识经济的首要环境是“制度型知识环境”，因为只有在“制度型知识环境”中，才有可能激励和培育出“专业型异化知识”的创新与裂变。具体而言， “硅谷”成功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 通用型知识经济一定是从思想和创新起源的微小状态开始的，而不是从大企业和大品牌开始的。 当前，全球如伦敦、东京、慕尼黑以及巴塞罗那等多个现代知识城市各有特色，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如知识基础设施健全完善，文化资源作为创新引擎，知识经济为主导，强调社会公平与包容，知识资本、环境资本、技术资本、文化资本、民主资本和金融资本发挥重要作用等，这些也可以概括为通用型知识经济的共性或通用型知识经济的基本模型。 二、广州知识城选择通用型知识经济模式的理由分析 （一）可能性理由分析 对于可能性的分析就相当于对于事物发展的前提条件的分析，只要具备了事物发展前提条件的绝大部分，那么，就有了发展的可能。 知识经济的发展不外乎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否具有知识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比如制度条件和发展氛围以及发展的基础保障条件，第二，是否具有知识经济发展的内在条件，比如：知识储备条件等。 外部条件方面，首先，由于广东多年来引领中国经济建设，具有了敢于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在我们看来，广东创建“通用型知识经济”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推动“知识经济”的核心动力首先是制度条件，其次才是产生“原创思想”所必须依赖的“知识储备条件”。尽管，与美国“硅谷”依托斯坦福大学、中关村背靠中国顶尖大学集中地以及爱尔兰国家软件园、芬兰软件同等相比， “广州知识城”并不占据明显的“知识储备优势”，但是，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具有先行创办“经济特区”的全球独特优势——这已经成为广东省在全球范围内最具特色的行政优势和管理价值之所在。“广州知识城”的项目在以汪洋为核心的广东省委和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又有新加坡政府的大力支持，这是其他城市不一定具有的优势，更何况，从根本上讲，只要人类仍然需要经济增长，那么建立在农业和it业经济基础之上的边际效用递减型增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