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教案解析.pptVIP

词起源于隋，经过隋唐五代近四百年间众多民间作者和文人作者的共同努力，她从初发源时仅可滥觞的一泓清浅，演为略具波澜、力能浮舟的溶溶流川。到了宋代，因着创作队伍的不断壮大，创作视野的不断开阔，创作技巧的不断新变，其发展形势有如江出三峡，一泻千里，吞天坼地，溅玉喷珠，挟五湖百渎之水赴海朝宗。 宋词至于柳永，完成了第一次转变。但这转变只是翻新了词的音乐外壳，并未能从内容上根本突破“艳科”的藩篱。因此，当文学史家站在更高的层次为宋词划分流派时，仍将柳永与晏殊、欧阳修一并编入“婉约派”的阵营。而拓宽了词的意境，扩大词的表现功能，使词能像诗一样自由地，多侧面的表达思想感情，观照社会人生——宋词发展进程中这更为艰巨、也更有积极意义的第二次转变，不能不有待于豪放派的异军突起。 “豪放派”发韧之始，可追溯到与晏、欧同时的范仲淹。他出身贫寒，贵不忘本，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曾亲率宋军抗击西夏党项族政权的武装侵略。后又主持过“庆历新政”。其词虽只传五首，却颇有新意。如渔家傲写边塞风光、军旅生活，以悲凉为慷慨，在当时以批风抹月为能事的词坛上，不啻是振聋发聩的雷鸣。 进入北宋后期，神宗朝的大改革家王安石，在创作上步武范仲淹，以《桂枝香》等刚健亢爽的怀古咏史词骋其政治长才，豪杰英气。 稍后于王安石的苏轼走得更远。他在词里怀古伤今，论史谈玄，抒爱国之志，叙师友之谊，写田园风物，记遨游情志，或表现为平冈突骑、锦帽貂裘、挽弓射虎时的激昂慷慨，或表现为骤雨穿林、芒鞋竹杖、吟啸徐行的开朗旷达，或表现为大江酹月、故国神游、缅怀英杰时的沉郁悲凉，或表现为长路走马、酒渴思茶、叩问农家时的随和平易。他是“豪放派”当之无愧的奠基者。 北宋末年，宋、金联合发动的灭辽战争，充分暴露了宋王朝的腐败和宋军的孱弱，于是，辽亡后不久，女真族政权的铁骑便大举南下，一口吞并了整个中原。徽、钦二帝被掳，高宗仓皇南渡，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二次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南宋前期是剑与火，血与泪的时代。 以爱国的将领、士大夫和人民为一方，以误国甚至卖国的昏君（或庸君）、奸臣为另一方，战与和、战与降的斗争也始终不曾止息。国家的危亡、民族的耻辱、人民的苦难，面对这一切，只要是具有正义感的词人，谁还能镇日价偎翠倚红，浅斟低唱？谁还能镇日价雕琢章句，锱铢宫调？他们不期然而然的集合到苏轼的旗帜下来，高歌抗战，高歌北伐。天平急剧地向“豪放派”一侧倾倒。宋词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就是由这批爱国词人用自己动脉中沸腾的血液写成的。 怒澜排空的南宋爱国词潮，至辛弃疾出而上升到了巅峰。辛氏出生于北方沦陷区，青年时即参加义军，献身抗金复国的大业。南归后却始终不得朝廷的信用，屡官屡罢，壮岁被投闲置散于乡里达二十余年之久，北伐宏愿蹉跎成空。其将才相略既无处发挥，一腔忠愤遂尽托于词。无论高楼登眺、寒窗夜读，抑或旅途书壁、归隐题轩，无论移官留别、饯官赠行，抑或元夕观灯，中秋赏月，无论遣兴写怀，侑觞祝寿，抑或抚今追昔，论史谈经，他那横戈跃马、以恢复中原为己任的豪情壮志，那因受昏愦无能的统治集团压制、排挤、打击，长期郁积而成的一肚皮不合时宜，随时随处，一触即发：击筑悲歌，不让荆轲《易水》；揭喉高唱，肯输刘季《大风》？浩叹沉吟，无非磊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那浑厚苍莽之气，那支雄奇奔放之笔，不但曲子里缚不住，就连词最起码的句度也无法范围了。在他的面前，苏轼的“以诗为词”都还显得保守——他干脆进一步解放词体，“以文为词”，从此，散文句法也在词中通行了。辛词的特色，还不止于此。由于他是来自北方的“归正人”，颇受猜忌，动辄得咎，有些复杂的感情、过激的言论不便直接吐露；又由于他饱读诗书，胸藏万卷，学养博大精深，所以便在词里大量用典甚至用生典僻典，经史子集，悉听驱遣，信手拈来，往往有出神入化之妙。 辛弃疾平生以英雄自许，渴望成就英雄的伟业，成爲曹操、刘备那样的英雄：“英雄事，曹刘敌。”“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在唐宋词史上，没有谁像辛弃疾这样钟情、崇拜英雄，抒写出英雄的精神个性。苏东坡也曾向往“雄姿英发”的“周郎”，但他在赤壁缅怀英雄时，想到的是“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那是文士所常有的伤感；而辛弃疾凭吊赤壁时，是“半夜一声长啸，悲天地，爲予窄”（《霜天晓角·赤壁》），则显露出英雄壮士的本色。同一环境的不同情绪体验，反映出主体不同的气质。 辛弃疾深谋远虑，智略超群。26岁时向孝宗上奏《美芹十论》，31岁进献《九议》，从审势、察情、观衅、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微、久任、详战等方面，指陈任人用兵之道，谋划复国中兴的大计，切实详明。33岁时即预言金朝“六十年必亡，虏亡则中国之忧方大”，体现出辛弃疾的远见卓识。他还具有随机应变的实干才能，41岁在湖南创建雄镇一方的飞虎军，虽困难重重，但事皆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