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与妻家书透露关心女儿：不要冷着我俩的小宝贝.docVIP

　　本报记者 钱好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由费孝通、季羡林、任继愈、孙轶青、王世襄等46位文化名人发起倡议的“抢救民间家书项目”，也恰好走过了整整10个年头。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从“九一八”事变起，在长达14年的抗战烽火中，家书的价值，更是无法估量。无论是在战乱中失业、流落他乡的普通百姓，还是在沙场上奋战、浴血杀敌的抗日将士，他们给家人写下的一封封信件，都从个人的视角记录下战争中的体验和情感，还原出更为丰满、鲜活的历史图景，具有重要的史料和文化意义。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在国难当头、民族存亡的时刻，每封家书中写下的那份对家庭的深厚情感，也自然而又坚定地道出了军民万众一心，对抗外侮、保家卫国的理由。 　　通过“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的搜集、出版和展览，海内外上百封抗战时期的家书得以浮出水面，其中既展露了左权、吉鸿昌等英雄人物在生活中鲜为人知的温情一面，也收录了普通民众对侵华日军的控诉和抗争的决心。“作为抗战时代的见证者、亲历者，写信人的视角，在一般史书中很难见到。”“抢救民间家书项目”负责人张丁告诉记者。 　　重读抗战家书，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也是民族抗争中每一个个体的经历、思想的重新发掘。本报特别刊登其中部分抗战家书及相关背景，以还原那些被尘封的人、事和情怀。 　　左权：别时容易见时难 　　对于2岁时父亲就牺牲的左太北来说，左权一直是个“没有直接印象”的抗日英雄。她只能从为数不多的照片中获知父亲的形象，其中大部分照片里，左权都很严肃，嘴唇紧闭。“父亲迄今只留下4张带笑的照片，第一张就是抱着我的父女照，还有一张是我们一家三口的合影照，其他两张是父亲蹲在花盆前，父亲曾在给母亲的信中解释说母亲名字里有兰，‘看到花儿就想到我的兰’，所以就笑了。”左太北曾对媒体回忆说。 　　关于父亲的故事，母亲刘志兰多年未对左太北说过。直到1982年，已经42岁的左太北收到了母亲寄来的一摞信件，都是父亲当年所写。刘志兰附信写道：“你爸爸给我的11封信饱含深厚的爱及对团聚的渴望。信中几个地方都提到我们的感情是很深的，体会到爱与被爱的幸福。如果没有1942年5月的麻田之恨，日寇投降后，我们一家会很美满的……如果说留遗产的话，这11封家书就算留给你的遗产了。”除了左权给母亲和叔叔的两封信写于1937年外，其余都写于1939年与刘志兰新婚后至1942年5月壮烈殉国之间。这些家书让左太北首次走近了父亲的内心世界。 　　1937年12月3日，左权在山西洪洞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对日军的恶行愤慨不已：“亡国奴的确不好当，在被日寇占领的区域内，日本人大肆屠杀，奸淫掳抢，烧房子……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过去吃草，准备还吃草。”给妻子写信期间，正值百团大战前后，日军对八路军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敌人的残酷仍然如故，新的花样就是放毒……因为毒伤，老百姓很死了一些人，伤的很多。女县长刘湘屏中毒非常厉害，全身发烂，皮肤掉了三分之二，幸而医治较早，大概可以不死了，其痛苦之极也可想而知。”太行山抗日根据地遇上干旱，战士极缺粮草，但是左权用乐观的笔触给家人以安慰：“此间一切如常，惟生活则较前艰难多了，部队如不生产则简直不能维持。我也种了四五十棵洋姜，还有二十棵西红柿，长得还不坏。” 　　除了对战场情况的记录，信中还透露出左权对爱人无微不至的关心；尤其是对刚出生才几个月就两地分别的女儿，更是字里行间都凝结着慈爱之情。“太北身体好吗？没有病吗？长大些了没有？更活泼了没有？方便时请一一告我。”“记得太北小家伙是很怕冷的，当心些，不要冷着这个小宝贝，我俩的小宝贝。”“不要忘记教育小太北学会喊爸爸，慢慢地给她懂得，她的爸爸在遥远的华北与日寇战斗着。”他写到曾托战友给女儿带去花布、毛线，托人做的小衣服等，但是“听说过封锁线时都丢掉了，可惜那几张布还不坏，也还好看，想着你替小太北做成衣服后，满可给小家伙漂亮一下，都丢掉了，这怪不得做爸爸的，只是小家伙运气太不好了”，轻松的文字中不仅饱含爱意，而且对于衣服丢失一事，也透露出达观的性情。 　　但正是对家庭有如此深厚的眷恋之情的左权，在5月20日最后一封信中也写下了这样的话：“重复说我虽如此爱太北，但是时局有变，你可大胆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这里的“处理”，很可能指送人寄养，左权此时已经感到自己处境的危险——25日，为了掩护八路军总部安全转移，他在十字岭壮烈牺牲。 　　左太北在2002年主编出版《左权将军家书》，公开了这11封信的内容。在得知“抢救民间家书项目”后，左太北非常支持，并向组委会赠送了《左权将军家书》。 　　人物小传 　　左权，1905年3月15日生于湖南醴陵。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后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