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權政治與馬來西亞參與TPP的策略-佛光大學.docVIP

強權政治與馬來西亞的自由貿易協定策略?: 以馬美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為例** 左正東、黃瓊萩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發表於2013年東南亞研究學會年會，民國102年5月31日-6月1日，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宜蘭 在東南亞國家之中，馬來西亞的工業化較為成功，農業部門較小，對於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所帶來的牽絆較少。但是，馬來西亞簽訂的過程卻頻受阻礙。21世紀以來，馬來西亞曾經和美國、澳大利亞、紐西蘭、智利、及巴基斯坦洽談過自由貿易協定，雖然與紐西蘭和智利的談判在2010年完成簽署，但美馬自由貿易協定功敗垂成，與澳大利亞自由貿易協定歷經六年仍未能順利簽署。為何如此，值得研究。此外，馬來西亞過去對於自由貿易協定並不熱衷，但在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轉趨積極，於2009年和2010年陸續完成與紐西蘭及智利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為此，本文擬針對馬來西亞與美國在2006-2008年之間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從美馬之間的安全與貿易關係變化，嘗試對此談判最終失敗提出解釋。 對於貿易和安全的拔河，過去的研究重點在於貿易是否帶來和平，傳統自由主義者對此正面期待，當代政治經濟學者更相繼以實證研究予以肯認(Polachek, 1980: 55; Oneal Russett, 1997: 268)。然而，現實主義抱持懷疑態度，如Joanne Gowa和Edward Mansfield提出的貿易之「安全外部性」(security externality)概念，認為貿易提升資源使用效率，增加貿易參與國的軍事能力。鑒於國際無政府狀態所隱含國家訴諸武力之可能性，貿易帶來的所得提升，在盟友之間會創造安全的外部經濟，而在敵國(adversary)之間則造成安全的不經濟(security diseconomy)。正因為如此，政治軍事同盟(political-military alliance)之內的國家間，比較容易推進自由貿易，特別是在兩極體系之中，比較容易發展為自由貿易聯盟(free-trade coalition)(Gowa Mansfield, 1993: 408)。換言之，對於現實主義者來說，即便貿易可以化解衝突，但敵國之間根本不容易開展貿易，自然談不上用貿易化解衝突。 自由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的辯論，提出兩個重要的問題，指引後來的研究。第一，政治關係是否會影響貿易關係？第二，看兩國間的自由貿易協定，如何通過影響貿易，進而影響兩國政治關係？就政治關係對貿易關係的影響，雙邊關係的友善或敵意，以及兩國處於合作或衝突關係極其重要（Pollins, 1989: 477 – 478；Keshk, Pollins, and Reuveny, 2004: 1155），而兩國政體特質的相近程度，包括是否分享相同的政治經濟價值（如民主和市場），或是否採取相容的外交政策，也被認為對兩國貿易關係具有正面影響 (Dixon Moon, 1993: 5；Bliss Russett, 1998: 1144 – 1145)。就自由貿易協定對兩國政治關係的影響，既有的實證研究肯定軍事聯盟和自由貿易協定對貿易促進的正面效果(Mansfield Bronson, 1997: 94)。而且，自由貿易協定有助於增加商業自由化、減少投機、提高簽約國和第三國談判的籌碼，使協定簽署國珍惜雙邊關係而不致走向衝突(Mansfield Pevehouse, 2000: 775 - 776)。另外，學者也發現，自由貿易協定可以創造兩國領袖的常態互動，有助於增加雙方互信和減少衝突（Bearce Omori, 2005: 659）。　　 如前所述，即有研究普遍認為，政治軍事同盟和貿易關係之間存在正向關係，且自由貿易協定對於兩國政治關係之提升和軍事衝突之減少，同樣具有正面貢獻。然而，即有研究無法回答，若洽談貿易協定之兩國軍事，安全外部性之顧慮？過去的研究多用量化方法，論證基於理論推演的因果關係，而忽略個別因果關係發生作用所需要的歷史條件。更重要的是，安全顧慮本是對協定生效後果之預期，其作用之發生多在協定簽署前，與協定本身之效果有所不同。而克服安全顧慮之過程，在每個歷史個案皆有所不同，並非量化研究所能充分呈現。為彌補過去研究之不足，本文以－自由貿易協定為個案，通過回顧其豐富的歷史細節，提出足以回答上述問題的理論線索。馬來西亞與美國關係在2000年之後的演變 2000年以來，有逐年改善的趨勢。雖然雙方政府表面上依然齟齬不斷，但在經濟與軍事上的合作有越來越緊密的趨勢。相較於美國與馬來西亞在柯林頓政府時期的緊張關係馬來西亞對小布希政府的回應小布希的現實主義大戰略，重新關注美國國家利益，而在民主與人權議題上，馬來西亞感到較不受威脅（Nesadurai 2004: 15）馬來西亞一向很反對美國人權值強加諸於亞洲第三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