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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道学者】陈嘉映：言意新辨 2014-06-02 23:20:21 §1. 我们用语言思考吗？我在美国待了几年，回国后，屡屡有朋友问我“你现在能用英语思考吗？”我是读哲学的，读哲学的有个怪癖，听到这样的问题，先想到的不是回答yes or no，而是“用英语思考这话是什么意思？”是啊，用英语思考、用某种语言思考是什么意思？我们用语言思考吗——中国人用汉语思考，英国人用英语思考？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实际上，很多思想家为此颇费思忖，结果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读者诸君，我猜想，答案也会见仁见智。的确，我们一旦开始追问用语言思考是什么意思，就会被引向对语言本性的思考，引向如何界定思想的难题，引向源远流长的“思想-语言关系问题”。我们可以带着我们是否用语言思考这个问题重读关于语言本性的种种探究。我们普通人反思语言的本性，容易这样想：文字是用来记录口语的，这么想下来，口语用来记录心里的意思。古之贤智者，似乎也这样看——“书不过语……语之所贵者，意也”〔《庄子·天道》〕。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著名说法，言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字是言语的符号；各个民族的言语和文字都是不同的，然而，虽然各个民族的语言有不同的约定，但内心经验对所有人都是相同的，由这种内心经验所表现的对象也是相同的。按照这种看法，我们恐怕不是用语言思考，语言只是把我们已有的思考表达出来，言说只是为我们的思想穿上衣裳。§2.“语言决定论”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这些蛮寻常的看法才受到严重的挑战。不少思想家提出，语言不仅是我们表达思想的手段，它也塑造着我们的思想。洪堡说：“每一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来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2页。] 依照索绪尔的任意性原则，我们并不是面对一个已经清楚分节的世界，然后用语词给这些现成的成分贴上标签，实际上，语言才把现实加以明确区分，“若不是通过语词表达，我们的思想只是一团不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9，157页。]每种语言都以特有的、“任意的”方式把世界分成不同的概念和范畴。德语把下棋、踢球、打猎、演出统归在Spiel之下，英语和汉语却没有正好与之相应的范畴。诠释学传统的思想家一般持相似的思路。施莱尔马赫说：“话语是思维共同性的中介”，他又说道：“语言是实际思想的方式。因为没有话语就没有思想。……没有人能无语词地思想。没有语词，思想也不是完成的和清楚的。”[施莱尔马赫，诠释学讲演，载于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东方出版社，2001，48页，49页。]狄尔泰说：“只有在语言里，人的内在性才找到其完全的、无所不包的和客观可理解的表达。”[狄尔泰，诠释学的起源，载于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东方出版社，2001，77页。]伽达默尔甚至说：“现实并不会在语言的‘背后’发生……现实完全是在语言中发生的。”[伽达默尔〔加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36页。]?这个思想方向最知名的代表是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语言使用者对世界的看法是由其语言形式决定的，语言怎样描述世界，我们就怎样观察世界。这个假说，常被称作“语言决定论”或“语言牢笼论”。萨丕尔、沃尔夫以及持类似看法的学者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提供了不少理据。动物没有语言，相应地，也没有思想。思想必使用概念，而概念是属于语言的。空间的概念化〔或言说空间〕是个突出的例子：一个足球落在我前面的一块石头那里，我们会说球在石头前面，豪萨人却说球在石头后面。英语说A ball is thrown under the table，有些语言则不说“从桌子底下”而说“穿过桌子”——这些不同说法规定了空间概念化的不同方式：在英语的说法里，桌子主要被视作一个平面，而那些说“穿过桌子”的语言则把桌子视作三维物体。呵呵，当然，汉语是最全面周到的语言，因为我们会说球从桌子“底下”“穿过”。我们自己也可以想到很多类似的例子，英语说put on my coat，汉语则说“穿”大衣，英语说my thoughts go back to my dead father，汉语则说“追”思亡父。语言之间的比较还提供了其它好多例证。各种语言中对颜色的分类相去很远，有的语言有数十个颜色词，而有的语言只有两个颜色词。思尼·印第安人用同一个词来称黄色和橙色，结果，他们“不大容易分清黄色和橙色”。[陈保亚，《语言文化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56页。陈保亚是从E.H.Lennenberg那里引述此点的。]我们用一个雪字所称的东西，爱斯基摩人有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