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1：Lucas模型….docVIP

第三章：一致增长理论 引言： 200年前工业革命在欧洲发生。之后逐步传播到地球的其它地方。这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环境。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也由此而兴。但就在20世纪即将结束新千年即将开始之时，人们回首过去的千年惊奇的发现，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中人类平均生活水平改变一直很小，而最近的一两个世纪中却开始陡然上升。在过去的100多年中所创造的生产成就似乎超过了在这之前全部的总和。而且，地球上的人口在总体资源愈加稀缺的情况下，第一次从根本上突破了Malthus 和Ricardo的预言。随同经济的指数般蓬勃增长而增长。而我们如今正站在这关键的转折点旁，亲身感受着飞跃的紧张与快乐，以及由此而来的目不暇接的新成就所带来的享受。这同时，人们，主要是学者们，又一次就工业革命和现代增长的奇迹展开了意味深长的讨论。比较有影响的如：Arifovic et al (1997), Jones (1999), Galor 和 Weil (2000)， Hansen 和 Prescott（2002），Lucas (1998), Stokey (2001) 等。不同的热门问题被提出：工业革命为什么在1800年会发生？为什么首先发生在欧洲英国而不是亚洲？促成工业革命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工业革命是必然的吗？工业革命的内因是什么？等等。 关于现代增长的源泉问题的研究最早应当是从Solow （1956）开始的了。Solow模型的经典结论是排除了用要素资本的增长来解释持续增长的可能性，并指出唯一可能的是技术进步。此后的研究有了很多进步，但似乎始终没有超出Solow预测的范畴：Cipolla (1969) 认为早期的读写能力等文化教育的进步铺就了工业革命之路；Paul Romer (1990)建立了著名的基于新知识发现的内生增长理论，强调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发现不完全是自发的或伴生的，而是很大程度受市场需求推动下的有意识的行为结果。这种理论很快产生很大的影响，虽然不少有影响的作者不相信存在可以和资本积累相匹配的知识积累的机制；在Becker et al. (1990), Tamura (1998), 的基础上，Lucas (1998)建立模型，以人力资本为驱动力，生育行为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行为所决定。从而内生诱发出人口过渡（demographic transition），进一步引发人力资本回报率的突变，最后形成经济起飞的爆发力。这一理论很快得到广泛共鸣，成为解释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理论。但如果我们稍微广义一点去看，无论文化，技术还是人力资本，不都是一回事吗？不都要通过劳动的有效载体去体现，去发挥吗？又何必过多计较到底是内生的技术进步还是内生人力资本更重要一些呢？如果我们不计较这些，那么事实上就都是技术，不管什么形式的技术。这样这些研究就的确没有超出Solow的预言多远。此外，Jones (1999)的解释强调两个因素：一个是被Jones称为 “virtuous circle”。我们把它译为‘良性循环’，意思是：人口越多新思想就越多，从而可以支持更高的人口的增长；另一个因素是制度环境的改善促进创新的增加，他重点强调财产权的重要性。Boucekkine et al （2003）强调人口寿命进步的作用，指出，工业革命前夕，成年人死亡率有大幅下降。较低的死亡率增加教育的回报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会有助于经济起飞（但问题是，英国的实际情况是，1500－1700期间的平均寿命是停滞的，甚至1600之后是下降的）。Becker et al. (1999)认为大的人口鼓励更高的专业化（分工）和对知识投资的增加。Galor and Weil (1998): 人口密集增加技术进步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的回报。这些研究总体上强调人口增长的长期贡献。我们当然不反对认为这些理论观点存在明显的合理性。但正如Romer (1990)中指出的那样，人口如果真的那么重要的话，印度还会那么穷？而且很可能会由此出发最终回到Malthus的预言中。Galor and David N. Weil (2000) 发展了一个联合内生增长的人力资本型模型。描绘了一个经 济自动演化的过程：从‘Malthusian regime’（技术进步缓慢而人口增长限制人均收入上升的状态）到‘Post- Malthusian regime’（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仅吸收部分产出增长的状态），最后人口过渡逆转了收入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经济进入到‘Modern Growth regime’ (减少的人口增加和持续的人均收入上升的状态)。在整个内在变化过程中，关键的内生机制源于人口的自然增长和人口结构的自然转换。但实际上可以把他们的过程引申理解为隐含两种变化：1. Simth式的密集人口加高度分工导致效率提高，进一步产生技术进步步调加快,从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