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世纪与东方文化复兴 -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docVIP

东方的发现与东方文化复兴 ——从泰戈尔到莫言 侯传文 王汝良 摘要：100年前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西方人有机会发现东方。20世纪后期以来，先后有十几位东方作家获奖，体现了西方人对东方的主动发现和对东方文化的不断接受。东方诺贝尔文学现象具有文化方面的象征意义，获奖的东方作家大多具有民族自信与文化自觉，在创作和演讲中突出自己的民族身份和东方文化元素。东方诺贝尔文学现象是东方文化百年发展历程的缩影，也是东方文化复兴的标志之一。文化复兴不是复古，东方文化复兴并不意味着对西方文化的排斥，而是在重新认识东方传统文化价值的基础上，激发出新的文化创造力，为人类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关键词：泰戈尔；莫言；诺贝尔文学奖；东方文化 诺贝尔文学奖是在西方文化圈中设立、主要由西方人评定的。文化的差异和语言的障碍使东方作家竞争该奖颇为困难。尽管如此，自1903年开奖以来，至今已经有十多位东方作家赢得这项桂冠。他们是：泰戈尔（印度，1913），阿格农（以色列，1966），川端康成（日本，1968），索因卡（尼日利亚，1986），马哈福兹（埃及，1988），戈迪默（南非，1991），大江健三郎（日本，1994），库切（南非，2003），帕慕克（土耳其，2008），莫言（中国，2012）。另外还有高行健（2000）和奈保尔（2001）。这样的东方诺贝尔文学现象体现了东方文学的百年发展历程，也折射出东方文化的历史命运。 一、东方的发现 在西方，获奖是作家个人的事，至多会关系某种文学思潮的兴衰；而在东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则有更多的象征意义。获奖作家往往代表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作家获奖往往引发许多关于文化与文学的思考。 20世纪的上半期，只有泰戈尔一位东方作家获奖，而且授奖辞中还说他已经进入英国文学之列，因此有人戏称泰戈尔是半个东方作家。然而即使只算半个东方作家，泰戈尔的获奖也使西方人有机会发现东方，尽管这个机会来得有些偶然。1912年，泰戈尔前往英国旅行，在此前后他将自己的部分诗歌翻译成英文，带到英国以诗会友。这些诗歌的深邃宁静的精神和神圣的情感征服了许多英语诗人、作家和艺术家。著名诗人叶芝在后来为《吉檀迦利》写的序言中说：“当我坐在火车上、公共汽车上或餐厅里读着它们时，我不得不经常阖上本子，掩住自己的脸，以免不相识的人看见我是如何激动。……这些诗的感情显示了我毕生梦寐以求的世界。这些诗歌是高度文明的产物。”诗人兼理论家爱兹拉·庞德发表了评论文章，他的评论很有代表性，他说：“这种深邃的宁静的精神压倒了一切。我们突然发现了自己的新希腊。象是平稳感回到文艺复兴以前的欧洲一样，它使我感到，一个寂静的感觉来到我们机械的轰鸣中。”他将泰戈尔的诗与西方时尚文学进行了对比，指出：“他具有自然的宁谧。这些诗似乎不是风暴或激越的产物，而只是显示了他日常的脾性。他与大自然浑为一体，没有任何矛盾。这一切与西方的时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西方，我们若要取得‘巨大的戏剧效果’，那么人必须表现为竭力要驾驭大自然。这一切与古希腊对人的描写及众神的嬉戏也形成了对比。……总之，我在这些诗中发现了一种极其普通的情感，使人想起在我们西方生活的烦恼之中、在城市的喧嚣之中、在粗制滥造的文艺作品的尖叫之中以及在广告的旋涡之中常常被忽视的许许多多的东西。”这些评论中表现了对与西方文化迥异的东方文化的惊奇发现。正是这些西方精英的发现和认同，使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印度诗人泰戈尔击败了许多竞争者，赢得了19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许多西方人通过泰戈尔认识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法国作家让·居埃农写道：“这些理想与我们的理想是大相径庭的，它至少给了我们对欧洲思潮的相对性的认识。我们没有很好地理解：千百万人在与我们不同的理想基础上被抚育着，生活着。”冰岛作家拉克斯奈斯说：“一个令人敬慕的上帝，泰戈尔的上帝：伟大的朋友，世界的情人，洁白的莲花，坐在河心中摇晃着的小舟上吹着横笛的陌生人！与泰戈尔类似的上帝可以在地中海地区犹太人的《圣经》诗里找到，你可以在中国的《道德经》里见到。但在欧洲，从中世纪以来，恐怕没有他的任何代表。”当然，泰戈尔的获奖不仅有许多偶然的因素，而且授奖者对此也有不同的理解。雅奈先生的《授奖辞》认为，泰戈尔的《吉檀迦利》等作品“已经名副其实地归入英国文学”，因为“自从伊丽莎白女皇时代以来，这种诗歌艺术一直伴随着不列颠的文明扩张，永不凋谢。”他认为泰戈尔诗歌的全人类性是基督教传教事业的成果，他说“基督教传教事业也在印度起到了妙手回春的作用。……基督教传教事业的影响远远超出改变宗教信仰的工作范围。”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泰戈尔之后半个世纪没有第二个东方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20世纪后期，东方作家开始引起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关注。继以色列作家阿格农1966年获奖之后，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赢得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