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独自一人面对这苍穹……”.docVIP

“让我独自一人面对这苍穹……” 　　 何言宏：咱们以前谈过很多话题，诗歌方面，虽也曾涉及，但却从未很认真地讨论。如今我离开南京，客居上海了，却又因了《芳草》杂志“汉语诗歌双年十佳”的评选工作，得有机缘很集中地谈谈，真是很高兴的。老兄从少年时代就热爱文学，在你纪念母亲的长诗《母亲的牙齿》中，还曾经写到这方面的情况，能否详细谈谈你的文学道路？ 　　 张尔客：我现在的业余生活主要是研究和学习书法，人老了，书法比写作养生。言宏兄给我对话，一下子把我拉到了文学，猛然间还有些不适应。就好像一个在外面游荡的人，突然回到自己住了多年的老房子里，有些激动，也有些惶惑。 　　 小时候我就是一个耽于想象的人，对于文学是一种自然的喜欢。一直至今，我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游移在文学圈的边缘，一个人按自己的喜好去读书，一个人按自己的想法去写作，过着文学个体户的生活。现在想想，确实是一种遗憾。身边有那么多像你这样在写作和评论上卓有建树的“哥们”，居然没有执经叩问，互相交流，也因此失去了使自己在文学事业上再提高的机遇。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我真的不好意思。大家看着我在社会上走动不已，好像很外向，其实骨子里我是个很羞涩的人，怯于与人交往，特别是与人谈文学。以至现今，每当诗友们聚会朗诵诗歌，我就要起身逃避，面对文学，因其神圣，我便更加的惶恐和怯懦。我不是一个能够利用文学张扬自己的人，我只是一个静静的文学追随者和文坛旁观者。 　　 我自觉于文学创作是一九八一年，那时候在徐州乡下上高中，被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所吸引，在高考后的暑假写过几个短篇小说。现在还记得的是，一篇是《看守果林的孩子》，写的是我在大沙河果园的外婆家看守苹果林时的小感觉。还有一篇《小草日记》，写一个高考落榜生面对天空的游思。居然有刊物要用，要求我将简历寄去。因为当时家里母亲不同意我写作，便将回信由镇上的文化站代收。正好我已到了南京上学，信被人代收后交给母亲，母亲不让告诉我，那人便将他的名字加上后给刊物回了信，编辑觉得奇怪，便又写信追问，此信当然被那位仁兄截留了，也不敢再回信，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几年后我才知道这件事情。现在想想，当时文学大热，如果一九八一年我便发表了小说，或许就会以一种近乎专业的状态在文学之路上走下去了。不知幸也不幸？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才读到楚图南翻译的惠特曼的《草叶集》，颠覆了我过去从郭沫若、艾青、郭小川和朦胧诗人那里得到的诗歌感觉，宛若醍醐灌顶。我觉得惠特曼那种文风特别适合于当时的我。当然，后来受西方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影响，尤其是现实生活的教谕，我的诗风从阳光而灰暗，从高昂而深沉，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了。现在总结，我觉得我有两个启蒙导师：小说是王蒙，诗歌是惠特曼。虽然我在文学之路上独自前行，但我也算是有师承的人。 　　 如果再说之后促动我对文学继续有所追求的老师，至少有这样四个人。一个是谢冕老师。应该是二○○○年，我带着一叠诗歌去他家里求教，谈了半个多小时后就去北京的半坡酒吧与张颐武、李敬泽、陈染等喝酒。没有想到老人家在去香港讲学的时候为我的没有成型的诗集写了一篇很长的序言，这使我对于自己的诗歌有了信心和勇气。后来便一直没有见到谢冕老师。去年洛夫先生来宁，说好他也一起来的，后来因事未果，总是感到歉疚和遗憾。第二个是王干，九十年代因为在《钟山》发表小说与他认识，之后他将我的几篇短小说在《文学世界》弄了个“张剑作品小辑”，还写了长篇评论。那时候的小说应该受了不少博尔赫斯的影响，短小、而且多是诗歌的语言。其中《一张带字的纸》被《小说选刊》选载，王干多次表示没有推荐，选载后才知道，以示对我的肯定。“非典”时期他到南京找我组稿，说已经报了选题，写一篇关于“非典”时期的长篇小说，要我一个月交稿。我当时主要就是写些中短篇，第一部长篇《纯然之色》还在断续的写作中。而且刚刚主持单位的工作，事务很多。但他就是对我表达了信任，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这么多作家中选择你是你的荣幸。我只好勉力而为，每天晚上写四五千字传给他。写到十万字就打退堂鼓了。过去我的写作任由性情，现在头上顶着个任务，才知道长篇小说的写作不仅仅需要智力，还需要体力。他又赶到南京相催，并一起研究后面的写作方案。最终我们共同完成了人文社历史上的“奇迹”，一个业余作家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写了二十万字的长篇并迅速出版，同时又在《中华文学选刊》全文推介，还召开了作品研讨会，这部长篇得到了全国许多著名作家和评论家的认可，使我俨然成了一个真正的作家。也就是这个时候我有了“张尔客”这个笔名。谢冕老师见到王干，还开玩笑说，张剑变成张尔客了。第三个是田瑛老师，自我们一见如故之后，他每年都要求我给《花城》提供稿件，要么是中篇，要么是长诗。《十三月》和《母亲的牙齿》都发表在《花城》。第四个是贾梦玮，《钟山》主编，他的约稿是斩钉截铁式的，好像我欠了债似的，最近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