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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身党员”社区参与研究 　　〔摘要〕当前的社区治理并不是所有人的社区自治，而是部分人的社区治理。作为有着较高政治参与能力与素养的党员群体，并未在社区建设中起到先锋带头的作用，大量的社区在职党员选择以“隐身”的方式来回应社区治理，长期“脱嵌”于社区政治生活之外。其“经济人”、“单位人”等多重身份标签是其“嵌入”社区政治生活的重要阻碍。他们个人的愿景并未上升为社区的愿景，在缺乏制度的刚性约束下，“隐身党员”很难将自身的资源自发地付诸于持续的社区建设行动。多重的身份标识使其对于社区建设的责任模糊化。从共生角度，挖掘出“隐身党员”这一潜在的社区资源，并使之在社区自治中发挥主体性的作用，是提升社区营造质量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隐身党员；社区参与；共生；党的建设 　　〔中图分类号〕D26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6）02-0067-08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单位制”的瓦解，“单位人”开始向“社会人”转变，公民表达个人利益诉求的手段和方式变得更加自由和多样化。社区作为现代社会中最常见的单元化组织，成为继“单位制”瓦解之后，承接共同体生活的一个有力载体。但事实上，社区生活只满足了人们在情感上的共同体需要，社区中的“政治共同体”构建却并不容乐观。对于那些利益和资源来源在社区之外的居民，他们的社会关系重心并不在社区。在社区活动中往往存在着“搭便车”和“政府依附”的倾向，社区公共参与少之又少。而党员作为社区生活中具有较高政治素养和公共参与能力的“精英群体”，理应在社区建设中发挥更大的效能和凝聚力。但是从现状看来，越来越多的党员由于其党组织关系不在所居住的社区当中，对于社区参与常常漠然视之，社区对之而言更多的只是一个“地域”概念。他们在社区中的政治角色扮演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缺位。这类人便是本文所论述的“隐身党员”。 　　一、 “隐身党员”：社区治理中散逸的主体与资源 　　传统意义上的“社区”，即是基于地域意义，由于血缘、亲缘、宗族等关系所形成的共同体。且封闭性较强，人与人之间往往关系比较密切，人们更加习惯于去守望相助，共同体意识也比较强烈。而现代意义上的社区，是作为承载单位制解体后的一个政治化产物出现，多是由行政力量推导形成，且存在于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的三级管理体制下，社区本身的创造性与活力难以发挥，常常被学者们形象称之为是行政组织的“神经末梢”。居民们对于社区团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不强烈。人们更加习惯的是接受行政管理体制下的一种领受式的社区管理模式。“隐身”或许只是在职党员们在这一模式下所形成的一种行为惯性。这一类群体的“隐身”，对于当前社区自治工作的推进，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损失。 　　一方面，主体性的缺位。众多参与主体的缺位，导致当前社区自治很难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社区自治，多数是在行政权力干预下所进行的社区治理。而我们所言的“社区自治”，乃是要求社区所有主体共同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中去。但是诸多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这一治理图景迟迟未在社区治理板块中真正落实。单就当前参与社区治理的民众知识水平而言，还未能普遍达到自治的要求。有研究表明，我国目前活跃于社区治理中的人群分布主要为老年人、妇女和残障人士，而中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则少之又少。社区自治工作严重缺乏年轻的血液和专业化的头脑，这也是造成当前我国社区自治工作僵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缺乏一个具有核心领导意义的行动者出现，导致目前我们所做的一些社区自治工作往往是泛泛而治，居民的社区参与也是多以文体娱乐性参与居多，涉及政治经济领域的参与则十分少见。“隐身党员”们较之一般的社区居民往往掌握着更多的社会资源，也更具行动力。由于其在单位中接受过专业化的训练，在政治经济领域常常具有优厚的经验，这一群体本应成为社区自治的主体。如果能调动这类人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对于社区自治未来的发展而言将大有裨益。但是这类人的自我意识往往更加强烈。他们习惯以自我或家庭为中心向外扩展。社区参与活动不能给予他们在单位中所能获得的经济社会效益，在缺乏利益驱动的情况下，他们更趋向于“隐身”以享受他人为其所带来的社区服务。加之，当前社区多是通过行政力量强制规划而成，社区中的人与人本不属于同一个生活圈，却由于社区这一地域概念被强制建立了联系。这些人的文化素养、生活习惯与兴趣爱好往往各异，造成了社区生活样态的多样化，人们愈加习惯去关起门来做事，在这种个体小家庭利益观的作祟下，社区或集体的概念对之而言并不强烈。这正印证了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描述出的那种差序社会的人际关系格局，“在差序社会里，一切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1〕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众多在职党员即使可以在社区建设中尽一己之力，却会选择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