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讲国企改制详解.ppt

* * * * * * 国有企业经理：是主人还是保姆 周其仁始终强调经理在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的杰出才能，认为他们的经营能力是企业能够替代市场的根源。 一个企业能否经营得好，关键看有没有一个企业家在位。而要培养市场中的企业家，一定要给企业家分享收益权和给予剩余索取权，否则就会出现常见的“59现象”。 落实产权 由于没有事实上的主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对其实际经营者（政府代表或经理）很难进行有效的监督，必须在改革过程中逐步形成以自然人为基础的产权主体，由个体在市场上自由契约，自由选择，这样才会展开名符其实的市场竞争，激励和约束各个行为主体。 朗咸平：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博士。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牛津大学博士。 郎咸平与张维迎关于国企之争 郎咸平认为：“我所谓的停止国企改革的目的是防止全体老百姓的国家资产转到私人口袋里，不是停止改革，而是要把改革的方向改一下。但我们不能够让资产流向私人腰包，这方面要停止”。 张维迎则说：“民营化是被逼出来的”，“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的过程，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这种改革当中获得好处。一个企业的效率只能通过市场竞争来检验，如果在原来国有的条件下生存不下去了，市场份额不断缩小，而卖给民营企业，它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营业额不断增长的话，国家的税收不断增加，你怎么能说国企民营化之后没有效率呢？怎么能说这种改革不对呢？”“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 “林毅夫与张维迎国企改革之辩” 1995年6月6日，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与张维迎就国企改革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被外界称为“北大交火事件”。其后两人都有系列文章发表，系统阐述各自的观点。许多经济学家也参与了这次讨论。 林毅夫的基本观点 林毅夫认为国企制度是在资金稀缺状况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而内生出来的。国企改革起点应在于剥离其战略性政策负担和社会性政策负担，硬化预算约束，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国有产权归属是清楚的，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革后，面临委托－代理问题，竞争的市场环境可以为政府提供有效的经营管理信息。 社会性政策负担与战略性政策负担 林毅夫在国企改革争论中始终坚持只有剥离政策性负担才能谈国企产权改革。剥离社会性政策负担已经形成共识，并且正在改革中进行，国家“十五计划纲要”明确提出建立独立于企业的社会保障体系。 至于战略性政策负担，是从资源禀赋、比较优势角度提出的。由于过去的赶超战略，造成许多国有企业资本过于密集和大量冗员并存，这些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没有自生能力（林毅夫，2002）。如何在改革过程中维持这类企业中工人的再就业，就成为政府改革国企的首要目标。 过去的办法是通过国有银行垄断资金供应渠道支持这类企业继续运营，但由于连年亏损形成的财政赤字压力迫使国家必须转变改革方针，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顺应了这种发展趋势。战略性重组的指导方针是抓大放小、强调国有经济控制力。 剥离战略性政策负担:长虹、嘉陵 张维迎的基本观点 张维迎从现代企业理论出发，强调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对称安排的重要性。他认为负责经营决策的人应该享有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让真正承担风险的资产所有者选择经营者，优先成为企业家，才能保证真正有经营能力的人占据经营者岗位。当一个经济中不允许个人成为财产所有者时，就等于失去了判断有经营才能的可靠信息。国企改革的出路是民营化，将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变成债权、非国有资本变成股权。 比较：对产权的不同理解 林毅夫认为国有企业的资产属全民所有，产权界定与归属一清二楚，国企股份制改革与一般的股份制企业一样，面临同样的委托—代理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创造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降低代理成本（林毅夫，1995，1997，2004）。 张维迎等认为国有企业产权模糊，产权主体虚置，国有产权主体整体没有行为能力（张维迎，1995，1999，2004），国家仍然是一个代理者，国企股份制改革根本就不是委托－代理问题（周其仁，2000，2004），国企改革首先是确立以自然人为基础的微观产权主体（周其仁，2000）；必须改革所有制，否则国企的公司治理改革就是“在马背上画白条条冒充斑马”（张维迎，1995，1999）。 怎样看待“国进民退” “国进民退”：是现象，还是愿望？ 舆论与国家统计局的分歧 事实是混合经济里的第一次分配与市场再次分配 “国”与“民”是对立的吗？ 在理论上与法律上，“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人民所有的企业” 事实上呢？ 以就业增加容量为例 以市场机会的分配为例 在现实条件下，还是“国”“民”并举 * * * * * * * * * * * * * * * * * * * 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实质上是指这些组织或个人本身也是一个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