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参考）我国农村信用社的改革研究.docVIP

第一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农村信用社，作为合作金融的一种组织形式，在国外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也成立了大量的农村信用社以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经过六十年的发展，我国农信社确实为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帮助，但是效果远不如预期。 在我国，十三亿人口里面有八亿是农村人口，农村问题是我国最大的问题。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途径，而农村经济的发展又离不开农村金融市场的支持。农村信用社，作为政府扶持的金融机构，在其形成初期迅速成为了农村金融市场中的垄断者。然而农信社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使其性质随着政府工作中心而偏离了合作金融的本质，大量制度上的问题随之而来并积重难返，渐渐形成了几个利益集团的博弈，改革之路更加难行。 2003年，以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为目标，新一轮以产权制度和管理体制改革为核心的信用社改革正式启动。中央政府将权力下放，由地方政府负责，多种产权制度改革异彩纷呈，如何找到一条最优的路径，需要我们认真思索。而管理体制上的历史问题也同样值得我们关注，长期的政府监管越位已使得管理体制问题和产权、法人治理结构纠结不清。同时设立的农信社进入门槛——经营地域限制，也是众多学者争论的焦点。因此，我国农村信用社改革之路的研究，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全国各地区的角度均具有普遍意义。改革的成功，将极大地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为我国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强大支撑，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质的飞跃。 1.2 国内农村信用社改革研究的文献综述 法人治理结构，按照公司法的规定由四个部分组成：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事会、监事会、经理。其建立应当遵循职责明确、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原则。现阶段，产权关系不清晰，所有者缺位导致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三会制度形同虚设。法律法规对农信社经营地域的限制导致缺乏有效竞争，农信社效率低下。政府部门监管越位，导致法人治理机制不通畅，使农信社不能作出科学决策，背上巨大的不良负债。 1.2.1 关于产权制度问题 周瑞谷，陈向红，吴少佳（2007）从文化背景方面研究认为，中国农村在建立法人治理结构上还没作好文化上的准备，文化背景的差异是造成现在农信社民主管理流于形式的一部分成因。一言堂、家长制治理和官本位的文化特征是造成农信社内部治理不通畅，决策不科学的根本原因[1]。 致使家长制治理和官本位的文化特征，还是因为当前农信社的产权制度造成的。农信社的股权分为资格股和投资股，资格股无论股权大小都拥有相同的投票权，而且社员股金在农信社资本金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小，所有权无法实现，社员对农信社管理漠不关心，造成搭便车的现象。政府的干预都是源于农信社股权控制的不稳定性。郑景元（2010）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农民作为弱势群体，资本力量薄弱，所以才要建立合作金融达到互助的目的，这是合作金融成立的原因，而不能作为农信社所有者缺位的理由，而外国合作金融的股权分布也跟我国农信社相似，不能说股权分散而导致管理混乱。郑景元也反对股金存款化、资格股和投资股类型冲突的观点，认为股金存款化符合合作金融互助的初衷，而设立投资股，增资扩股是为了农信社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本身并无问题[2]。 关于农信社产权制度完善的方式，理论上有三种典型的思路：坚持合作制、实行股份制改造、办成股份合作制农村金融企业。长期以来，理论界对于农村信用社是否应该坚持合作制一直在激烈地争论着，但目前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我国的农村信用社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合作制，我国农村也不存在合作制的生存条件，不具备实行合作制的可能性。由此看来在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基础上组建社区银行是当前的可行之路，因为这样既可以增强农村信用社的综合竞争能力，又可以解决政策性支农和商业性经营之间的矛盾，帮助农村信用社摆脱经营困境，可以摆脱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限制，大胆地追求商业利润。 1.2.2 跨区经营的探索 自农信社成立以来，国家一直对合作金融机构设立了地域限制这个规制性进入壁垒。李永平（2009）从地方政府、非制度性障碍、资金流向、规模经济、逆向选择五个方面提出了对跨区经营的质疑，认为地方政府和非制度性的障碍会阻碍非本区农信社的跨区发展，而资金的外流更是与服务三农的本意相悖，规模经济是否已经达到，跨区扩大经营是否会令经营效率下降，跨区经营令经营差的农信社更有冲动扩大规模获得政府支持[3]。陈耀芳（2009）借鉴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经验教训，认为巨无霸型的大银行不是金融体系稳定的标志，将地方金融机构整合为一家大银行的运作模式和思路，可能会破坏金融生态环境、降低全社会金融运行的整体效率[4]。 刘民权（2006）则认为，固守本地的经营不利于农信社的发展，容易导致一系列问题，如从业人员内部控制问题、不利于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