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居民食物消费、体力消耗与肥胖危机.docVIP

城乡居民食物消费、体力消耗与肥胖危机 　　摘要：基于Philipson amp; Posner[1]的理论，从技术进步角度入手，利用城乡居民近半个世纪的数据分析描绘出中国居民超重和肥胖这一健康危机产生的两个路径（食物消费结构和体力消耗）的传导机理和变化轨迹。结果表明：尽管食物价格有所上涨，但是对于人们迅速提高的收入来说，其实际价格下降了，这是促进食物消费从而导致中国城乡居民超重和肥胖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农业技术进步后食物供给增加所带来的重要结果;工作强度、交通方式、休闲娱乐方式的改变降低了居民的体力消耗，这也是引发超重和肥胖的重要因素。 中国论文网 /4/view-7192570.htm 　　关键词：食物消费;体力消耗;超重和肥胖 　　中图分类号：C913.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1-0113-06 　　引言 　　近20来年，中国城乡居民以令人瞠目的速度迅速“胖”了起来。依据中国肥胖问题研究组的规定，BMI≥24属于超重，BMI≥28属于肥胖，其中BMI=体重（公斤）/身高2（米2）。根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CHNS）数据计算结果可知，1989-2011年，中国居民BMI平均值从20.29增加至23.09，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从10.38%，1.00%上升到27.84%和10.74%。城镇居民的超重和肥胖问题比农村居民更加严峻。1989年，城镇和农村居民的超重率分别是11.99%和9.01%，肥胖率分别为1.50%和0.58%;2011年，城镇居民的超重率和肥胖率变为29.90%和11.32%，农村居民的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为25.36%和10.05%。 　　超重和肥胖不仅是造成多系统慢性病发生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成为全世界导致癌症的主要因素。该危机的不断扩大，使预防、诊断、治疗超重和肥胖及其相关慢性疾病的直接医疗费用逐年增加，中国面临着超重和肥胖流行引发的公共健康危机及其所带来的医疗财政压力。超重和肥胖的普遍流行已经使其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Philipson Posner[1]认为技术进步是超重和肥胖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技术进步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从而扩大了食物供给并且使食物价格下降，导致卡路里摄入成本降低，从而增加食物消费并且改变消费结构，于是能量摄入随之升高;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使社会工作机械化程度加深，并且改变了居民生活方式，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中的体力活动强度明显降低;能量摄入增多消耗减少必然导致体重增加。 　　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技术进步对体重的影响[24]。Philipson Posner[1]的理论实际上将能量摄入和消耗这两方面因素提炼上升到了更高的高度，他找出了导致超重和肥胖的根本原因和作用机理。为数不多的关于中国超重和肥胖问题的经济学研究均可看作在该理论基础上的延伸性研究，它们或者从能量摄入的角度，或者从能量消耗的角度探讨更加具体的因素对中国城乡居民的超重和肥胖的影响[58]。 　　然而，Philipson Posner[1]的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城乡居民呢？还鲜有文献对此进行验证。如果这一点没有被证实，那么目前国内已有的研究似乎缺少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本研究就是利用中国城乡居民的数据验证该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 　　一、农业技术进步与食物相对价格下降 　　随着农业技术的不断进步，过去50多年，中国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食物产量显著的大幅增加。如图1所示，谷物类和蔬菜的人均产量上升幅度尤为明显，其中谷物的年人均产量从1961年的134.9公斤增加至2013年的350.1公斤，供给扩张幅度高达160%;蔬菜供给量上升速度更快，增加幅度更大，年人均产量从1961年的88公斤大幅上涨至419.1公斤，扩张幅度更是高达380%，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其供给量上涨速度明显加快，2000年蔬菜人均产量反超谷物，成为中国产量最高的农作物。除此之外，图1中的其他食物人均产量上升趋势略缓于谷物和蔬菜，但是仍然均有不同程度的显著增加，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水果，年人均产量从1961年的4.3公斤上升至2013年的109.6公斤。 　　不仅各类食物的产量显著增加，而且食物生产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如图2所示，1961年中国谷物和蔬菜的年人均产量比重分别为56%和36%，仅仅这两种食物的产量就占了图2中列出的所有食物的92%，其他各类食物的供给比例均在1%～2%之间。可见，20世纪60年代时期，中国的食物供给非常单一，人们的食物选择范围极其有限。然而，经过50多年的农业发展后，2013年的食物生产结构相对更加均衡（见图3），其中谷物的产量比重变化最为明显，从57%下降至32%，下降了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