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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中对危房改造的责任追究透析 　　摘要：探寻针对浙江奉化塌楼事件的责任追究路径可对类似的危房整治行动提供一些借鉴。城市化进程中的危房事件由多种原因造成，主要原因是非人的城市化、政府监管缺失、建筑承包方缺乏资质和躲避责任、居民野蛮装修和过于依赖政府、市场运转和社区管理制度不完善等。就城市化危房改造中的责任追究而言，政府应对其负历史责任并从中吸取教训，完善对自身的责任追究和倒查机制，理顺建筑主体的行业规范，做好对相关居民的补偿和动员工作，进一步推进和完善社会救济制度。 中国论文网 /4/view-7243689.htm 　　关键词：奉化塌楼事件；危房改造；责任追究与分担 　　中图分类号：F0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6）02-0055-07 　　一、引言：事件梗概与问题聚焦 　　2014年4月4日，浙江省奉化市锦屏街道居敬小区仅仅建成20年的单元楼就发生坍塌，造成1死6伤的悲剧，这一事件引发全国关注，有不少人宣称中国建筑进入“集体报复期”。类似的“楼歪歪”、“楼脆脆”、“楼裂裂”等塌楼事件常见诸报端，之所以浙江奉化塌楼事件能成为拐点事件，笔者认为有如下几个原因。第一，曾经的“样板工程”仅20年就坍塌引人深思。这么短命的房子当初怎么被评为样板工程的问题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腐败与责任追究问题首当其冲。第二，死亡和受伤的人员成为媒体的焦点。作为弱势群体代表的八十多岁老人在事件中丧生令人心痛，女大学生在事件中被截肢令人惋惜，工作人员何高波的自杀对事件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产生叠加效应，使新闻舆论不断发酵。第三，在五年内同一街区竟然发生两起塌楼事件，那为什么不能吸取教训？为什么不能在事前排查和咎责阶段把损失降到最低呢？如何把事后补救措施与责任倒查追究制度结合起来？这引发对政府在危房整改中行为的大反思。第四，因历史原因难以找到施工方、监测方责任人，引发如何落实责任的思考。这些因素叠加使奉化塌楼事件已经不是个案，对于它的处理结果会对全国各地类似事件的应对具有借鉴意义，尤其放在城镇化加速的当今语境下反思，更具时代意义。 　　二、城市危房改造中责任追究的内在逻辑 　　（一）目前对于城市危房改造中责任追究的研究视角 　　第一，从公共服务供给和对弱势群体保护的视角看，认为危房改造政府责无旁贷。哪怕是在不少的西方学者那里，尽管认为住房应该主要由市场来配置，但也认为住房属于政府不能忽视的公共服务对象。正如布莱克“虽然市场在住房分配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是满足人们住房需要的重要手段，但住房依然如同健康、社会保障、教育和社会福利服务一样属于公共服务，因为如果没有政府的社会政策介入，就难以满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要。”[1]（p.272）国内学者赵定东指出，国家在旧城改造中不可或缺，“需要由国家利用自我的力量实现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2]。 　　第二，从城市整体规划和回归“人的城市化”的视角看，政府对于决策失误应该承担责任。1961年，美国城市理论家刘易斯[3]（p.157）。而中国“压缩饼干式城市化”进程带来了粗制滥造，政府要为这些“危房集体报复”买单。 　　第三，从准公共物品的视角出发，认为居民、开发商与政府应共同分担责任。尤其从单位福利分房制走向市场化商品房改革之后，地产开发商对于不达标的建筑应承担起第一责任人。当然，居民对居民楼也有维护和监管的责任，不得进行“野蛮装修”、“乱搭乱建”。如姜文锦、陈可石、马学广以空间生产理论为指导，认为“旧城改造过程中政府、开发商、居民等各方主体共同作用于城市空间，引起城市空间使用者的置换和空间社会关系的变化”[4]，因此，基于城市空间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要共同为之而负责。 　　第四，借助市场化的手段，根据合同的契约精神来分担各自主体的责任。正如张剑涛指出：“旧城改造的原则和发展方向应是市场化操作，旧城改造基本依靠企业，政府应当尽量少干预企业的具体市场化运作。”[5]通过借助市场化运作，明确建筑承包方和施工方的责任，让政府更好地监管市场，诸如加强保管和运用好建筑维修基金，做好维护和动态监管，把危机化解于萌发期；也可以对房屋进行投保，利用社会保险来分担居民个人的损失；还可以通过租赁、产权改革等方式，向社会融资，共同承担起保护那些具有历史保护价值的珍稀又维护昂贵的特殊建筑，如上海的石库门、北京的四合院、苏州代表江南水乡的民居等。正如万建忠对青岛市市南区劈柴院的改造模式的总结，认为其为“解决旧城区改造与历史风貌保护之间的矛盾问题找到了一条新路”[6]。 　　（二）城市危房改造中责任追究的研究逻辑 　　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浙江奉化塌楼事件进行深描，把不同责任主体的偏好放在事件的历史过程中，根据“事件―过程”的分析范式①，探寻有针对性的责任追究路径，可以对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