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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公共性构筑 　　内容提要 在关于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困境的探讨中，大多学者或着重考察国家权力渗透对社区的过度干预，或倾向于分析社区中的利益分化，而较少注意到改革开放之后城市社区的关系网络、社区认同与社区道德等正在发生变化，最终呈现为城市社区的公共性危机。在此意义上，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核心在于构筑一种新的社区公共性。一方面，城市社区中的维权/抗争行为是从“私”开拓“公”的一个契机，往往会从自身利益的维护发展到对于公共权益和社会利益的追寻；另一方面，专业性社会工作在社区中的嵌入性发展，可以有效地动员居民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之中，进而强化其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 中国论文网 /4/view-7056706.htm 　　关键词 城市社区 社区治理 公共性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5）04-0116-05 　　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区作为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表征，对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究，无疑关乎着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在关于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困境的探讨中，大多学者或着重考察国家权力渗透对社区的过度干预，或倾向于分析社区中的利益分化，而较少注意到改革开放之后城市社区的关系网络、社区认同与社区道德等正在发生变化，最终呈现为城市社区的公共性危机。本文在仔细分析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困境既有解释的基础上，将深入检讨城市社区中的公共性问题，并从社区内生的自治力量的发育和社区外植的专业社会工作的嵌入发展两个方面构筑一种新的社区公共性。 　　一、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困境的既有解释及其不足 　　自20世纪80年代末民政部率先在城市开展以民政对象为服务主体的社区服务以来，中国的城市社区建设已经走过20余个春秋。回顾这一历程可以发现，城市社区建设在内涵、目标、手段等方面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并且也试图积极探索出一条适合城市社区发展的“中国道路”，即以社区服务内涵的扩展、服务体系的完善以及服务能力的提升确保从“单位制”中转移出来的单位人既可以享受到基本的社会福利，也能够逐渐获得个性化的社会服务，以实现中国基层社会在某种形式上的再组织。然而，在此过程中也积累了不少现实问题，比如城市居民的社区参与较少、社区组织的发育不足等，这些问题不仅会影响到城市社区治理的结构以及社区政治生态，而且还关乎整个中国社会建设的大局，更会对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构成一定的限制。对于这些问题，大多数学者倾向于以“国家-社会”作为分析框架，考察后单位时代国家权力系统控制社会的新治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13ZD043）；教育部重点基地重大项目（13JJD840009）；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4CSH00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5批面上资助项目（2014M551340）；中央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WE1424001） 　　理术，即从“一统控制”转向“择机介入”，进而认为原因在于国家权力系统的过度干预。王汉生、吴莹：《基层社会中“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国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申言之，城市社区治理就是国家权力不断地向城市社区渗透的过程，以此强化国家的“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进而重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因此，他们坚持推动社区治理结构以及运作机制的改革，还原居委会的自治功能，进而实现社区治理的创新。 　　然而，在“居站分离”这一重要的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中却发现，国家力量的退出并没有自动产生一个自主的富有活力的城市社区。2005年，深圳市盐田区实行“居站分离”，使居委会回归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到2006年，全国许多城市纷纷效仿“盐田模式”推进“居站分离”改革。但是，从“居站分离”的实践来看，在社区居委会的去行政化减负之后，社区工作站几乎包揽了社区综合治理、安全、人口计生和环境卫生等事务性的工作，而居委会工作成为一种义务性、参与性的公益工作，一度呈现出“空心化”“边缘化”的态势。并且，社区自治的力量也并未培育出来，反而出现各种社区问题。为此，有学者尝试引入利益分化的概念展开分析。王星：《利益分化与居民参与：转型期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困境及其理论转向》，《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2期。在以社区政治结构的变革来推进居委会去行政化的过程中，不仅涉及到城市社区、街道办事处以及上级政府的职能部门等的利益，也与社区居民的服务需求与利益诉求紧密相关，而且还受到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以及其他驻区单位/共建单位等的影响。当各个互动主体之间出现利益的对立、冲突、博弈等的时候，城市社区治理将陷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