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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并置,融合重构 　　由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民族音乐学反思与建构学术研讨会”于2015年11月28―29日在金陵南京召开。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西南大学等42所院校的学者100余人携文46篇参会。1980年南京艺术学院举办“全国首届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至今，其学术发展已历经三十五载，此次会议以“反思与建构”为题，旨在为了更好的推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反思过去我们在民族音乐学学术道路上的得失。会议在两天内分7个单元进行，共有37位学者做了专题发言，28日晚设有学术沙龙①，参会代表们分别对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对民族音乐学的“中国文化反思”、“民族音乐学与后现代思潮”、“民族音乐学的应用性问题研究”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对话。 中国论文网 /7/view-7251631.htm 　　综观此次会议，可谓精彩纷呈、学术氛围浓厚，为便于大家了解会议的学术研讨情况，下文分别从中国民族音乐学的“话语体系”、“应用性研究”、“学科反思”及“后现代思潮”四个方面对会议的学术发言部分进行总结。 　　一、中国民族音乐学的话语体系 　　历经三十五年的学术实践，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迅速，已逐渐形成凸显自身学科特征的理论体系与研究范式，其成就有目共睹。然从整体情况考量，中国民族音乐学仍处于学科发展的“过渡期”，在当今全球化的学术交流与对话中，其文化主体话语体系呈现出“失语”境况。因此，立足本土文化语境和当代学术语境，从当下的研究实践出发，建立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的话语体系，实为学科发展的当务之急。此次会议针对“中国民族音乐学的话语体系”这一论题，共有以下论文参与讨论。 　　南京艺术学院伍国栋教授认为，中国几千年的音乐文明史积累了丰富的“乐语”，中国民族音乐（“五大类”或“四大类”）的形态分析必然会运用到中国传统的“乐语”。他在《音乐形态分析的民族音乐语境》中指出：当前的民族音乐形态分析多是运用西方的音乐形态分析模式，这是对传统音乐文化的一种忽视。中国的民族音乐有别于西方音乐，分析我们中国传统音乐，应该要用自己“母语”的音乐形态分析逻辑。他认为中国传统音乐形态分析之所以多是运用西方音乐形态分析范式，主要是囿于近代以来中国的音乐教育模式是以西方音乐教育模式为标准，进而造成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精髓的忽视，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现象。当前我们应当摆脱以西方民族音乐学为主体的“主观对客观”式研究的趋势，我们急需构建中国民族音乐形态分析的话语体系。 　　南京艺术学院管建华教授以《中国民族音乐学主体性的反思与建构》一文对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当今现状进行了生态反思，对中国民族音乐学的主体性话语建构提出了学理性思考。长期以来，我们的音乐学研究是一种从“主观到客观”的思维模式，这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即西方民族音乐学是主体，中国民族音乐学是客体，这是一直以来的一个“西体中用”的认知性问题。对此，管教授提出：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是我们的主体，民族音乐学研究是否只是为民族音乐学理论找到“中国式”的田野材料？当我们进行田野考察，是将对方视为客体还是主体？是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还是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研究？究竟是谁对谁的文化研究？ 　　“解释人类学”、“文化的阐释”、“地方性知识”体现出人类学学科从主观对客观研究转向主观与主观互为主体研究的建构。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对话是两个平等主体的陈述，是互为参照的、实验的。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是双方对话的基石，也是音乐结构性的基础。中国民族音乐学主体与西方民族音乐学主体的对话，必须确立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的语言结构性差异为基础。西方音乐是乐音运动的形式，而中国音乐（东方音乐）是声腔气韵的形式，我们的戏曲声腔实际上就是语言。 　　此外，管教授认为音乐的研究必须要有文明的研究，文明是有精神的，但不能误认为西方是“文明”的，我们是“田野”的。对音乐文明的研究与建构，必须要理解不同文明的差异性结构，如此才能进行真正意义的文明对话。中华礼乐文明、印度教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与欧洲基督教文明是并列平等的，但由于欧洲工业文明同质化趋势与文化覆盖遮蔽了中华文明音乐的价值体系与信仰体系。西方书写文明与中国口传文明是并列平等的，西方并不是我们的“未来”，但我们也必须要包容西方，最主要的是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文明基点，要建构自己的音乐话语体系，必须要坚持中国音乐的主体文化身份、坚持中国民族音乐学的主体性，如此才能与别人进行对话。21世纪是一个生态文明社会，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我们中国民族音乐学的主体性建构必须要有：时代意识、知识转型意识、开放意思、对话意识、问题意识。 　　中国艺术研究院项阳教授认为，民族音乐学既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