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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儒学复兴与中国崛起之再思 　　毫无疑问，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左派构成大陆当前关于中国道路的思想论争的主体。但这种论争的实质其实并不是三种“子学”之间的平等竞争，而是由其中的哪一个作为架构来整合其他两家的问题。自由主义与左翼意味着可以进入某一或某些文明体内部的一套主张或制度，而儒家则并不仅仅是一系列主张或制度，而是包含着更深更广也更细微的东西，在历史的层面，它曾经构成一个文明体，它提供的经验不仅可以回答自由主义与左翼提出的问题，而且也可以回答更多在自由主义与左翼那里没有思及的问题。这就是说，自由主义与左翼所提供的只是“文明体”的一个或某些“面”，而儒家则可提供“文明”之“体”。就此而言，儒家不仅仅是与自由主义、左派相对的作为思想派别的一家之学，更重要的是，它历史地已是而且并将接续历史地形成的中华文明。大陆儒学复兴，不仅仅是作为子学从而与左翼、自由主义鼎立的儒家之复兴，即作为一套论述或作为一种思潮的“保守主义”之崛起，而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文明之复兴，经济与法政意义上的中国崛起不过是这一复兴的重要部分。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在拙作《文明论视野中的大陆儒学复兴及其问题》（《天涯》2015年第5期）一文中有意识地松动了儒家复兴与大陆新儒家业已被捆绑了的直接联系。就文明体而言，以基督教为基底的西方文明、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华文明、以印度教和佛教为根基的印度文明等，这些在“轴心时代”经历了“思想突破”的文明，才是当今意义上的真正有生命力且对世界格局有根本意义的“文明体”，这种“文明体”具有渗透在一切具体中的普遍性，也就是说，它已经将它的基本取向渗透到它的每一个构件中，因而具有融思想、制度与生活方式等为一体的特点，但它并非论述或主张意义上的完备性学说，而是早已超出了学说或话语的层面。相比之下，自由主义与左翼虽然在起源上与西方文明体相关，但却可以从文明体中抽离出来构成不同的其他文明体的构件。 中国论文网 /7/view-7230598.htm 　　当我说自由主义较早退出中国道路的架构性安排的时候，并不是否定自由主义作为要素的价值，而是指它无法承担总体性的架构安排，无法成为“文明体”的本身，而只能是其构成“要素”；另一方面，我其实是在说，未来的争执不是发生在自由主义与儒家之间，也不是发生在自由主义与左翼之间，而主要将在儒家与左翼之间。我个人并不同意江求流君概括的阻止自由主义，相反，对于自由主义的合理要素，还是需要主动地吸纳；只是要认识到，自由主义无法承担“文明体”的正面架构，这就好像在古典中华文明中，道家的“无为之治”只能构成儒家“正性命”的政教体系之补充，而不是相反。将自由主义放大为文明体本身是自由主义者常有的一个愿景，甚至幻觉。让自由主义承担“文明体”的功能，意味着将自由主义价值贯彻到世界的所有角落，从结构到细节、从全体大用到表里精粗，但这其实并不能让自由主义增加深度与广度，而是让其不堪重负。自由主义者将“现代性”的正当性视为无需辩护的出发点，现在与未来于是都不再需要超出人类设置的价值之外的东西来调节。与此相应，它所能生发的对于世俗时代的总体文明规划，最后总是被挤压为多元价值的辩护。所有对人的生存而言具有根本意义的东西都只能被过滤为人的价值，即便在本质上与价值迥异而隐藏在生物性与自然性中的可以触摸的“天道”，也需要通过价值化方式而被思考。但这种多元价值所关联着的“诸神之争”，其实正是现代性危机的后果与表现形式。民主作为政治的唯一正当形式、个人自由的至上性以及市场的神化等，都以价值化方式发生。随着资本主义俘获民主与市场和政府沦落为企业的傀儡，自由主义也发生了从鼓励个人自由创造、自主与流动到为消极自由的辩护，自由本身也下降为“逸居而无教”的动物性要求之满足，变成自我对外部（他者、国家与社会）的权利性要求，而不是自己对自己的责任。自由主义强化了将个人制作为孤独的原子化个人的趋向，虽然司法―政治层面上的权利得以保障，但以这种方式被生产出来的孤独单子式个人，反而更加依赖国家，如陈新华君所说的“具有了被某种超越了个体自身的价值征召的可能性”。这种个体只有通过某种价值的植入与认同才能获得生存的意义，这就为现代治理技术（牟宗三所说的“观念的灾害”，卡尔“价值的僭政”）提供了受众。以这种方式，自由主义本身业已被吸纳为现代统治过程的环节，而不是自由主义所表述的解放的通道。原子化的个人成为价值的主体，对它而言，国家、历史与政治的基础，就不再是以语言、文字、历史、思想、宗教、习俗、礼法、制度等所结构出来的“实体”，而只是以非本质主义的大旗祭出的主观的认同与想象，而这种认同与想象永远是不断移动着的但却从来没有实质同一性与连续性的人为建构。 　　在思考中国道路时，左翼虽然注意到主权国家、政党国家、文明国家的区分，但其着眼点却在国家政治，而将文明视为国家政治的软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