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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焦灼与抚慰 　　摘 要：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可能是近年来中国文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小说充分展现了因那不能承受存在与死亡之重，而选择了乌托邦的出路的陆、谭四代人以及群像，并对百年中国的兴亡有着壮阔的描绘。 中国论文网 /5/view-7236219.htm 　　关键词：江南三部曲；存在；死亡 　　作者简介：杨潇（1992-），男，甘肃武威人，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5-0-02 　　作为先锋小说家的格非，其创作伊始便带有浓厚的哲学思辨色彩。无论是《褐色鸟群》中的缺位叙事还是《迷舟》的叙事圈套，如果说是单纯的小说炫技，那必然将其内在小说意蕴指向这一事实抹消。而格非的创作，与其说是文学内部的实验和创新，倒不如说他采取文学创作这一途径，来对世界、对全人类进行观照与思考。支撑作家的背后是一套成熟的世界观、历史观和哲学理念。一如张清华指出的：“格非在哲学上是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于历史和现实， 甚至作为它们的载体与存在方式的记忆和叙事的所谓真实性，都抱着深深的怀疑，对人性和存在都抱着深深的绝望。”[1]这种思考在他的近作“江南三部曲”中有着淋漓尽致的展现和演绎。借助乌托邦、桃花源、革命、爱情、人性，欲望等等复杂的命题在百年中国三代人的浮沉交错的探求书写中，最终落脚在了“人之存在”这一沉重的哲学命题上。 　　作为作家与学者二重身份的格非本人有这样一种自觉性看法：“存在，作为一种尚未被完全实现了的现实，它指的是一种可能性的现实。从某种情形上来看，现实（作为被高度抽象的事实总和）在世界的多维结构中一直处于中心地位，而存在则处于边缘。现实是完整的，可以被阐释和说明的，流畅的，而存在则是断裂状的，不能被完全把握的，易变的；现实可以为作家所复制和再现，而存在则必须去发现、勘探、捕捉和表现；现实是理性的，可以言说的，存在则带有更多的非理性色彩；现实来自于群体经验的抽象，为群体经验所最终认可，而存在则是个人体验的产物，它似乎一直游离于群体经验之外”。[2] 　　具体到“江南三部曲”，第一部《人面桃花》有这样一个情节，秀米替私塾先生丁树则送信回程之时。她与黄毛一前一后朝普济走去，在发生了如此之多的变故，遇到了各色人等之后，内心世界被一次次外部巨浪冲击的秀米对于这世界有了新的体量和发现：“她隐约知道，在自己花木深秀的院宅之外，还有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沉默的，而且大得没有边际。一路上他们不曾碰到一个人。秀米觉得天又高又远，眼前的小渠、沟壑、土丘、河水，甚至太阳光都变得虚幻起来。”失重与焦躁吞噬着少女的身心，这里面固然有家庭伦理秩序的崩坏和个人青春的叛逆觉醒，但根本上来说，是秀米这样一个个体对存在本身的懵懂体察。秀米这一路走来，失去父亲，失去张季元，失去母亲，失去小东西之后，最终在后革命的世界中选择了静默和喜鹊相依为命，“她觉得自己就是一只花间迷路的蚂蚁。生命中的一切都是卑微的，琐碎的，没有意义，但却不可漠视，也无法忘却。”这不仅仅是她一人的感受，而是这三部曲中所有角色的集体心理图式。 　　谭功达，这个无父无母的孤儿，重回家乡的他显得意气风发，但小说伊始当他来到旧地，听到母亲的戏文时，却也坠入了深不可测的梦境，更多的时候，这个革命者总是陷入莫名的伤感，徒生伤悲。他始终有着恐惧，恐惧“自己怎样挣扎，也终会回到母亲的老路上去。”发誓要做隐身人的秀蓉，在遇到端午之后，也发现自己无法重回隐身世界了，即便改换为家玉，也无济于事。世界是如此的让他们感到惶恐，一方面是因为生存本身，“此在无论如何总要以某种方式与之发生交涉的那个存在，我们称之为生存（existenz）。”[3] 　　另一方面，则是世界本身的残酷与荒诞，使得人物心忧乃至发狂，《人面桃花》里的陆侃和秀米，《山河入梦》的白小娴以及《春尽江南》中的王元庆。狂人则是这世界的另一极，但发狂是因为世界的黑白颠倒和杀伐无情，就如第三部中种种乱象：资本家在读马克思，黑社会老大感慨中国没有法律，被酒色掏空的一个人，却在呼吁重建社会道德……由此，荒谬感油然而生，就如加缪所说：“荒谬在于人，也同样在于世界。它是目前为止人与世界之间的唯一联系。它把人与世界互相联系起来，犹如共同的仇恨把诸个存在联系起来一样。”[4]这之中的内在焦虑集中展现在了第三部的主角谭端午身上。 　　谭端午的时代，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地方，都在被复制成同一个地方。所有的人也都变成同一个人。新人。”而“在这个恶性竞争搞得每个人都灵魂出窍的时代里，端午当然有理由为自己置身于这社会之外而感到自得。”他甚至有意识让自己做一个无用的人，不再像祖母秀米要进行革命，也不像父亲功达要造大坝。然而端午的逃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