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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章程的实施系统:架构、运行机制与建模 　　摘要：对大学章程实施系统的架构需要进行科学合理的设置，其主要包括：实施的动力、实施的模式与实施的外部支撑等三个不同侧面；大学章程实施系统的运行机制是该系统的内生变量。基于我国国情的社会常量建构大学章程实施系统运行机制，由实施主体的多元化、实施形成的历史性、实施模式的同构性、党政组织推动力与学术组织内生动力的均衡性，以及大学外生动力与内生动力的协调性五部分构成。综合已有的社会常量与所设置的运行机制变量，建立具有外推循环与内推循环两种特性的整个实施系统的模型，能够有效增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顶层设计与自我修正的能力。 中国论文网 /4/view-7245750.htm 　　关键词：大学章程；实施系统；国家治理；大学组织文化；系统建模 　　中图分类号：G64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3-0092-04 　　大学章程的实施是指，在组织管理中，促使大学章程付诸实际行为，是大学章程执行力的根本体现。而大学章程执行力是大学章程能够发挥的管理效率与效力。[1]因而能否启动促进大学章程实施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大学章程的制定与执行是否有效，而实施本身的确立和产生作用也是对大学章程制定与执行发生过程的回应。按照社会系统论的观点，大学作为社会系统的子系统，同时也是一个具有社会性质的系统，处于一个不断演化的状态中，具备一定的结构与功能。大学章程实施动力，作为推动大学内外部各种组织关系持续运行的力量系统，涉及到大学内外部主客体的教育理念、法治意识、领导力、决策力、执行力、组织机构、组织文化、组织成员等各种要素及其复杂关系，其社会性、系统性的明显特征，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启动大学章程的实施动力是一个系统工程，有必要从社会系统论的视角来研究之。系统论认为，系统具有开放性、自组织性、整体性、关联性、动态平衡性、时序性等特征。基于这一认识，本文从架构、运行机制与建模三个部分，来观照大学章程的实施系统。 　　一、大学章程实施系统的架构 　　系统是由在一定空间实际存在的、处于动态过程中的主客体架构而成的。因此，通过考察大学内外部的各种要素，通过分类可以厘清大学章程实施系统的结构，从而进行大学章程实施系统的架构，其主要包括：实施的动力、实施的模式与实施的外部支撑三大方面。 　　1.实施的动力：政府、大学与社会。美国学者伯顿R?克拉克指出大学、政府与市场存在三角形协调模式，[2]已经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研究高等教育结构的方法论基础。[3]据此理解，三角协调模式不但是一种权力结构关系，而且是一种利益结构关系，这决定了大学章程实施动力的结构。具体来说，追求大学知识权威的各种权力主体，或能够推动大学章程实施的具有利益博弈关系的利益主体，必然是来自这些领域。尤其是公办大学，不论在国际视野里，还是在我国国家体制视野里，都是作为公共机构而存在的，所涉及的利益主体既有如政府这种公共性的，又有如社会人士或者学者这种私人性的。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的政治论与认识论，也说明了大学与以政府为主要代表的政治诉求者之间存在一种博弈关系，对高深知识有着各自的价值需求；二战后，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社会或市场对高深知识的需求日益凸显，不可避免地对大学的知识生产有着重要影响力；茨伯格认为大学属于“ 专家组织”，这是大学组织的特殊性所在，其对自身的发展有着较为特殊的内在需求。由于大学章程作为知识生产组织的一种权力制度，必然有其特定的目标和功能被各方主体所分享，形成权力关系调整与优化的设置，所以上述权力主体或者利益主体的知识价值诉求及其行为方式，在法治的社会模式中，必然集中体现在大学章程中，并企图有所实现。因此，大学章程实施动力的构成源于大学主要权力或利益关系的结构，主要由政府、大学与社会三者构成。 　　2. 实施的模式：理念、章程规则与组织文化的联动。“大学组织场域中存在着不同的行动者，他们都有着体现自身意志与利益的符号资本，并按照利益最大化和惯习的本性在大学组织场域中相互博弈，从而建构了现实的、具体的大学组织文化形态。”[4]大学章程的实施者之间，同样存在这种组织和文化的场域。不同的实施动力具体表现在“行动者”上，会在大学章程规则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形成大学组织文化的形态，表现出不同的作用与特征。但是，这种大学组织场域的存在前提是：它们的大学理念或大学价值目标的根本诉求是一致的。甚至根据西方大学经验来看，“政府是重要的大学章程执行主体，掌握着大学发展规划、战略目标等重大事项的方向。”[1]可见，政府在大学发展大方向上，诸如办学理念、大学宗旨等领域要统领包括学术组织在内的其他利益主体。基于这种大学功能和使命的理念统一性，为各利益主体的合作与协调奠定了基础，以此形成制定与执行大学章程规则的合力便成为可能。由于不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