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研究的新收获.docVIP

楚辞研究的新收获 　　楚辞至西汉中期已成显学，此后两千年研究者代不乏人，著作如林，成为古籍四分法中集部之第一大类。进入20世纪，楚辞学成为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领军，涌现出了梁启超、郭沫若、闻一多、饶宗颐等著名楚辞研究学者和专家，成果丰硕。黄灵庚先生从文献资料、校勘考证入手，潜心楚辞研究三十余年，采铜铸钱，集腋成裘，至今已出版楚辞研究专著五部、论文近百篇，成绩斐然。《楚辞与简帛文献》是他近年楚辞研究的总结性成果，也是楚辞学领域的新收获。 中国论文网 /5/view-7205713.htm 　　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结合的研究路径 　　上世纪20年代初，王国维在利用甲骨卜辞研究殷王先公时认识到《史记“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这直接影响了此后学人的治学路径。 　　应该说，20世纪50年代以来简帛等材料大多出于战国、秦汉的楚地古墓，与传世楚辞文献关系密切，是楚辞研究的“新材料”。该书第一章《导言》指出此类简帛资料至夥，著名者有湖北江陵望山楚墓竹简、包山楚墓竹简、荆门郭店楚墓竹简、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竹简、新蔡葛陵楚墓竹简、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王家台秦墓竹简、江陵张家山秦墓竹简、长沙战国楚帛书、马王堆汉墓帛书、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竹简及上博简、清华简等。因此，要想利用这些材料研究楚辞，首先要做的搜集和阅读工作就颇为不易，这不但要有很好的文字学、语言学、文献学的基础，而且还要有坐冷板凳的长期功夫，需要艰苦的劳动和认真细致的工作，才能够读懂、吃透这些材料。其次，新材料虽然如此繁多，但是除了阜阳汉简仅有的《离骚》和《涉江》两个残句外，尚未他见有《楚辞》文本和相关古注文献，要想从如此艰涩的材料海洋中找到楚辞研究的参证素材绝不能一蹴而就，还需要有非常好的楚辞文献基础，能够对《楚辞》文本及古注烂熟于胸，是楚辞研究的行家里手，才能在埋头苦干不计付出与收获的资料爬梳中独具慧眼，才能披沙拣金、探骊得珠，不至于入宝山而无所得。黄先生在这条漫长道路上的苦心孤诣不言而喻。 　　在该书中，黄先生所利用出土文献自然以楚简帛书为主，大量用于破解《楚辞》难题和释读《楚辞》字词、文句，俯拾即是；但是，此外还使用了包括出土帛画、棺画、画像石等图画资料和编钟、金节、书签、排箫、木俑、?~棋、带钩等文物资料，以及甲骨文献、吉金文献、敦煌文献、石刻文献和古代的汲冢书等，十分全面。而且，黄先生运用出土文献来研究楚辞的内容也非常广泛，如对楚祖先世历史和地理的考证、对屈原生平的考订和思想的揭示、对屈原作品的辩证、对《楚辞》十七卷本成书的考察、对《楚辞》文本的校订、对楚文化习俗的发微等等，尤其在对《离骚》《九歌》《九章》难题的破解和文本释读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这表现了运用新材料研究楚辞在王国维、于省吾、汤炳正等先生之后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新进展。 　　如《离骚》中“?}茅”和“?j?i”是两种占卜工具，却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黄先生运用包山简和新蔡简，结合《左传》《周易》《史记》《汉书》《礼记》和《谷梁传》等的记载和注释，再利用古音通假和古文字知识，认为“?}茅”即“保豪”，属“大央”（即大英）之类，“?j?i”即“彤?J”或“小筹”之类，进而认为正是灵氛用这两种不同工具占卜，才导致他的告语有两个“曰”字，一为用?}茅的结果，一为用?j?i的结果，这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再如王逸对《离骚》“帝高阳”的解释是“颛顼有天下之号也”，但此后却有人提出老僮说、祝融说，有关楚祖所出渐棼。黄先生利用新蔡简、上博简、郭店简、包山简、望山简、长沙战国楚帛书、马王堆汉墓《九宫图》等，结合大量的传世文献记载和古今学者的相关研究，经过系统论述，最终得出高阳即颛顼，是楚的始祖，老僮、祝融、鬻熊（或穴熊）是楚之先君，即楚简之“三楚先”，也是《离骚》之“三后”，这就将这一问题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站在时代的前列接近了事实真相。 　　除去许多这样的难题破解，该书大量篇幅是用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相印证的方法对《楚辞》的文本释读和用字说明，如释《离骚》之“肇”“修能”“固”“九天”“畹”“亩”“贪婪”“?Z?b”“节中”“崦嵫”等，《九歌》之“吉日”“竽瑟”“乐康”“周章”“洞庭”“参差”“玄云”“槛”“翠曾”等，《天问》之“瞢暗”“顾菟”“角宿”“台桑”“宾商”等，以及《九章》以下的字词和语句，共326条。皆旁征博引，考辨精审，大多观点新颖独到，属积学有年、深研有得者之真知灼见；即使偶有未能确解者也不强为之辞，于客观谨严中留启发于读者、待希冀于将来，表现了笃实朴素的学者胸怀。 　　重传统与多视角的结合的研究方法 　　黄先生长期从事楚辞文献研究，具有重传统的特色，这有几个方面的表现。一是重视对传统文献资料的搜集、爬疏、整理。鉴于楚辞流传已逾两千年，版本、注释、他书等资料十分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