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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邕与韩愈碑志文创作对比研究 　　摘 要： 东汉时期的蔡邕和唐代的韩愈代表了碑文史上的两大高峰，两人的碑文创作各有千秋。本文从碑文结构形式、形象塑造方式、感情表达方式三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从而管窥其不同的创作风格。 中国论文网 /7/view-7193227.htm 　　关键词： 蔡邕 韩愈 碑志文 对比研究 　　碑志文是散文研究课程的研究内容之一。碑之物始于春秋战国，从《仪礼》和《礼记》相关内容来看，辨时间之碑、拴牲口之碑和下棺之碑已在其中有所记载。秦汉以来，碑才逐渐转变为作墓葬标志或追述逝者功德政事之用，于是镌刻在碑上的文字才逐步作为一种文体保留下来，并逐步演进，碑志文（狭义碑文，即墓碑文）由此随之产生和发展。 　　在碑文的发展过程中，有两个不得不提的重要人物，那就是蔡邕和韩愈。他们分别在汉末和中唐将碑文写作推向无法逾越的高峰。蔡邕的哀铭碑诔备受当时及后世文人推崇，也是蔡邕最擅长的文体。邓安生先生曾经做过统计，蔡邕现存的碑铭大概有五十多篇，约占了他作品总量的三分之一。因此有人说，蔡邕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是由其碑文的成就确立的，其实也不为过。正是他无可比拟的创作才华将碑志文抬升至第一个历史高峰。俗语有“盛极而衰”的说法，继蔡邕之后，碑文在庾信和李邕的手中虽然还闪烁着夺目的光辉，但终究有转向颓势的迹象，这种情况直到唐代韩愈碑文的出现才得以改观。韩愈一生创作碑志文共76篇，包括神道碑铭、墓志铭、圹名、墓表等，就篇目数量来说，是位居唐代作家首位的，其质量也是唐代首屈一指的。因此，碑文在汉末以后又迎来全新的极致。 　　蔡邕和韩愈的碑文虽同时为后人称奇，但二人的碑文是各放异彩、各有千秋的，在碑文结构形式、形象塑造方式和情感表达方式等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碑文结构形式不同 　　就一个整体来说，我们可以将文章的形式分两个大类，一是结构形式，二是语言形式。 　　（一）蔡碑开碑文体例之先 　　在汉代，碑文基本上由三个部分组成，即碑额、碑序和碑铭。碑额是指碑文的首行，也就是今天意义上的标题。它一般用来标示墓主人的身份、姓氏或者表明立碑的宗旨，而碑额往往并入碑序。碑序往往是记叙墓主生平的主要经历，也包括其家世、籍贯、仕宦、卒葬等内容，并且按照一定的顺序组织结构。而碑铭则是以韵文的形式对墓主人加以称颂、评价和纪念。 　　这种形式的碑文最初就是由蔡邕开启的，他的碑文几乎都不出其外。 　　例如《陈太丘碑》，开篇“先生讳??，字仲弓，颖川许人也”就是介绍陈太丘其人的，陈??的德行，说他聪敏好学、内兼九德、仁义爱人、进退有度。接下来的“四为郡功曹，五辟豫州……故时人高其德，重乎公相之位也”，讲述陈??一生的为官经历，用他生平的种种遭遇和言行表现陈??其人为官有道、政绩显著，但最终却没能得到重用的惋惜之情。最后则是陈??的身后之事及铭辞了，大将军派专人前去吊唁，并给他定谥号为“文范先生”以示尊崇。朝廷并派官员参加其葬礼和撰写碑诔之文，场面备极哀荣。铭辞主要是再次称颂陈??的品德和为人。 　　整篇碑文规整有序，是按蔡邕一贯的作风来写的，碑额、碑序、碑铭俱全。《郭有道碑》、《太尉玄乔碑》等碑文莫不是据此种写作体式来完成的。 　　这种形式固定、体例完备的碑文为蔡邕所开创，并经后人传承、修缮，最终成为后世碑文的正统规格，蔡邕的碑文也一向被视作碑文的正宗。 　　（二）韩碑结构之新变 　　韩愈的碑文虽然也有常规格式的写法，但是作为“文起八代之衰”的他，碑文写作则突破传统的体例格式，力求有所创新，常常因内容的需要而改变其形式，让形式为内容服务，因此他的碑文行文不拘一格，具有新奇的独创和灵变之风。 　　韩愈力求创变的碑文有几种情况，碑文在碑序中一般会记叙墓主人的经历，包括家世、籍贯、仕宦、卒葬等，韩愈的碑文并非都按此等程序，有的顺序会有所调换，有的会省掉其中的某些部分而用其他内容代替。总之，内容会因为人物本身或者事件有所改变。就碑文的组成情况而言，韩碑也常常突破汉碑的传统模式，部分碑文通篇只有碑序，并没有碑铭。 　　例如《唐河中府法曹张君墓碣铭》，作者开篇即介绍作碑的缘由，张圆的妻子刘氏遣其侍女抱着张圆的小儿子来传话，说张圆生前常私下里称赞先生的文才，凡有作品都能流传于世，如今，张圆遇盗而死，其妻“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沉泯”，于是请求韩愈为夫作墓志铭，这样张圆泉下有知也不会为自己的死感到不幸。于是韩愈在凭吊死者之后写下了这篇碑铭。正如他自己在文中所说一样，“叙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终”，行文接着就是记叙张圆家世及经历来作他的墓志铭。 　　此外还有《考功员外卢君墓铭》，首先写的是自己及江淮士人对卢君的评价和赞赏，接下来写御史大夫李栖筠请卢君出来做官和李栖筠对卢君的重用，之后是介绍作碑缘由和韩愈的铭辞。 　　这两篇碑文都不是按照家世、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