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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件反映1938年广州沦陷前后民生状况的藏品 　　1938年秋，日本侵略军在华南登陆。在广州的国民党党军政官员未作任何抵抗，望风而逃。日本侵略军不及旬日进迫广州，10月21日广州沦陷。沦陷前后，广州经济萧条，民不聊生，大量市民惊慌失措，纷纷外逃，难民人数急剧上升，广州民众处在朝不保夕的悲惨状态中。 中国论文网 /7/view-7209515.htm 　　下列几件物品，真实再现了沦陷前后广州民众的生活状况。 　　一位普通民众的自述 　　广州沦陷前，随着国民党党、军、政官员出逃广州，出现难民潮，一部分民众逃往港澳投奔亲朋好友避难；一部分民众随政府机构、文化单位迁往韶关等后方，而更多的民众则是拖儿带女徒步避难乡下，或入白鹤洞等地的难民收容所。 　　一位普通民众写于上世纪50年代初的自述（图一），真实记录了广州沦陷前后的社会生活状况。自述共15页，每页横19、纵29.5厘米，毛笔书写。现将与广州沦陷前后社会生活状况有关的内容抄录如下： 　　一九二五年，我在一个带有封建色彩的家庭出生了，以剥削形式为经济主要来源的培养下我被长大了。在家庭中，我是父亲的第三个儿子。整个家庭内，除了父母亲外，是有着以九个兄弟姐妹组成的。 　　当我在一九三三年（八岁）的时候，已经被送进市立第二十三小学校念书了，因为进入学校比较早一点，所以在八岁时已是三年级的小学生了，这样每天还是当当美的没有懂得什么便渡过了初等教育的阶段，直至一九三六年（十一岁）便是一个小学毕业生。在这时间，考进了市立第一中学校。在市一中，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的侵略战争。在这个时候，广州的学校开始停课内迁，我的家迁往河南区的沥?蛳纾ㄒ蛭?自己的乡村是没有房屋居住，这个地方是我的姊丈亲戚），而我则随着外祖父到香港去了。 　　由于个性顽皮，主观比较强，居住在外祖父家中，经常与其他小孩打架，于是被亲戚们厌恶了，在一九四?年夏天又回到敌伪统治下的广州市。回广州后，又在第一小学念书（因当时无中学开设）。还没有念完，又考进了市立第一中（即现今的市十一中校址）。刚念了一年，又转到了伪省立广东大学附中初中贰年级，至一九四二年（十七岁）毕叶。在这个阶段内，曾经在校受着童子军的训练。在学科方面，除了一般课程之外，还增加了一科日语。在这个时候，亦没有什么其他的组织。 　　在初中毕叶后，毫不间断的升上（日校）高中部，直至一九四五年（廿岁）高中毕叶。在这一段时间，曾于一九四三年被选为广东青年代表，参加伪国府的还都纪念（当时被选原因是由于军训课中的野战训练成绩较好为原则），一九四四年被选为学生会自治会主席，一九四五年高三期间曾领导鼓励同学拒上日语课（因当时日语教师宣传日本帝国主义思想，遭到同学反对后欲加压制而发生的）.一九四四年春参加伪中央青年干部学校广州分校集训（当时全市中学高中学生绝大部分停课，参加是硬性规定的。）为着学习与生活问题，我在一九四五年便考进了广州大学法学院夜班，准备日间便准备找寻工作。 　　在考进广大不久，由我的表兄沈柏生之同学林梓铭介绍，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在广州市修路委员会充临时办事员（林梓铭为总务组长），做那缮校工作。这样每天都是刻板式的在缮校室内抄写公文，除此无其他。 　　无独有偶，另一名广州市民刘成基在《广州沦陷时的白鹤洞难民收容所》一文里回忆： 　　作者当时仅系十余龄之童子，随父母渡珠江南逃至白鹤洞学校区，见培英、真光、协和（均系教会中学）三校门前，难民群聚，时铁门仅开一线，逐一审查，只准妇女及16岁以下之男童进入。当时我父是个工人，囊无余资，且前路茫茫，因命母亲携我及弟妹随众人人培英，他自己则往附近乡村暂避。于是我遂开始难民收容所中的两年生活（《广州文史资料》第十九辑，1980年6月，第247页）。 　　1940年，汪精卫汉奸集团上演了所谓“国府还都”丑剧，沦陷区民众有受其蒙骗者，难民所中也有人陆续返回广州。上述两位市民也正是在此背景下返回广州的。 　　两张日文收费单 　　日本侵略者侵占广州后，一方面大肆掠夺当地资料，运走有用机械设备，另一方面控制当地经济，掌控水厂等关系民生的重要产业，同时还让日本公司大量涌进广州，榨取广州人民的钱物。这里展示的两张日文收费单，充分反映了日本侵略者渗透广州经济的事实。 　　第一张单据为“接管手数料领收证”，横14.2、纵10.7厘米，编号562，是由广州市自来水厂于日本昭和17年（即1942年）2月21日开给广州市西禅区光复业路门牌29号1楼朱励强的单据（图二）。 　　另一张单据为“保证金领收证”，横14.2、纵10.7厘米，编号550，是同一家水石同一天开给朱励强的保证金领取单据（图三）。 　　据考，朱励强是广州鸣崧纪念学校的理化教师。鸣崧纪念学校成立于1941年，由汪伪政府成立。 　　这两张单据有力地证明了广州市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