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台高筑原因分析.docVIP

债台高筑地方政府政府债台高筑，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根据国家审计署和中国财政部，2012-2014年，中国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分别为15.89万亿、17.89万亿和24万亿，地方债规模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德国GDP。媒体上常说的“地方债”，就是指这里提到的地方政府性债务，而不是狭义的地方政府发行的政府债券。随着地方债规模不断膨胀，“中国将陷入债务危机”的声音开始不绝于耳，官方则屡次自信地拍胸脯，称“中国地方债总体风险可控”。中国地方债到底发生了什么，大多数中国人依旧是雾里看花，特别是由于专业术语过于晦涩艰深，恐怕没有多少普通读者了解中国地方债到底从何而来，地方债为何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以及中国地方债高企是否有风险。 这一切，都得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分税制”改革说起。在分税制改革前的80年代，中国主要采取“财政包干”模式，就是中央对地方放权让利，地方只要缴满中央规定的税收数额，剩下的财税收入都归地方自己，多挣多得，少挣少得。这么做调动了地方积极性，但是对中央可不是什么好事。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从1980年的25.7%下降到1993年的12.6%；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更是从1984年的40.5%掉到1993年的22.0%。穷到揭不开锅的中央，当时只能硬着头皮向地方借钱。1994年分税制改革所做的就是，把关税、消费税这种税源稳定、税基广、容易征收的税种上划给了中央，作为中央固定收入；把营业税、地方企业所得税以及其他税基小、征收难度大的税种划给地方；还有就是增值税收入由中央和地方共享，中央75%，地方25%。分税制改革成了中央的救星，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从前一年的22%，暴增至1994年的55.7%，此后维持在52%左右的水平，再也不缺钱；相应地，地方财政收入所占比重较上一年骤降32%。本来在其他国家，哪一级政府钱多，哪一级政府干的活就多。可是中国的分税制改革却出了问题，中央拿走了地方的“财权”，却没有相应拿走地方的“事权”，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的钱变少了，需要干的活一点儿都没变少。地方政府不仅要承担基础设施、农林水利、交通运输、义务教育、社会治安、环境保护、行政管理一系列职责，有时还得分担本该中央承担的责任。 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差距越来越大，从1993年的收支平衡（收入比支出多60亿），到1994年分税制改革缺口1726.6亿，再到2000年的3960.6亿，2005年的10053.5亿，以及2010年的33271.4亿。拿2010年来说，这个3万多亿的巨大收支差距占到了地方财政支出的45%，这45%都得通过其他方式来弥补，例如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而且，政府级别越低，财权和事权不对称的问题就越突出，曾芸援引数据称，“县、乡政府承担了近60%的教育事业费，近55%的医疗卫生支出，以及大部分对农村的扶助支出。”分税制改革不彻底，地方政府缺钱花，是地方政府借债欲望旺盛的一个解释。 近年来，唯GDP论已经饱受诟病，但鲜为人知的是，唯GDP论是地方政府大规模举债的第二个重要推动因素。经济增长直到现在也是考核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在“十二五”(2011-2015)期间，中央将GDP增长率目标设定为7%，省一级的地方政府却都有更高的追求，增长率目标为8%-13%。对于中国这样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国家来说，地方要想快速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水平、改善投资环境来吸引投资者就成了必然选择。 2004年，北京一名工人站在工地下。/A 美国MIT财政与政策中心(MIT Center for Finance and Policy)分析称，中国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有限的升迁机会，往往不惜一切代价进行GDP竞赛。短期内要想做出引人注目的政绩，官员必须突破已有的预算，并动用更多资源。2005-2014年，将所有省份的GDP相加，并与当年的全国GDP数据进行对比，每年的省份GDP总和竟然都要比单一全国GDP数据高出7%，这种浮夸造假也从侧面反映了GDP竞赛有多严重。 地方财政窘迫缺钱搞经济建设，地方官员又有GDP指标，地方政府自然想方设法去借钱。可是1995年《预算法》明确规定，禁止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券，也不允许地方政府直接向金融机构借钱，所以这条路是走不通了。地方政府在这里耍了一点小聪明，既然自己不能向金融机构直接融资，那由地方政府成立一个企业，总可以向金融机构融资了吧。这就是后来所谓的“融资平台公司”，例如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城建资产投资公司、城建开发投资公司，虽然名称五花八门，但他们首要目的都是帮地方政府融资。尽管地方债的借债主体很复杂，但融资平台公司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种，比例达到39%。 有了“融资平台公司”，就有了借债主体；有了地方政府，就有了抵押方式，比如拿财政收入和国有土地做抵押；借债用途也有了，可以是修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