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对公羊学“大一统”思想的发展.docVIP

司马迁对公羊学“大一统”思想的发展 　　司马迁顺应中国历史由分裂割剧走向统一一体、由贫弱衰败走向富强文明、由战火连绵走向长治久安的趋势，基于对历史全面深刻的分析考察，以唯物主义的哲学观为指导，提出了“礼义”一统的国家学说，成为中国古代一统思想成熟的标志。 中国论文网 /5/view-7203227.htm 　　壹 　　《公羊传》从原始儒学的角度阐述《春秋》的“大一统”思想，影射和劝谏现实，开公羊学之先河。董仲舒由《公羊春秋》入手，阐发儒学一统理论及政治主张，为了提高施行”礼义”为核心的大一统方略的权威性，把原始的天命论发挥改造到极致，成为系统化、理论化的“王权神授”的神学体系，创立了公羊学，并使之陷入唯心主义的窠臼。司马迁以儒家特有的理性主义精神，把天神从人和社会剥离出去，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使儒家“礼义”一统的思想走上唯物主义的轨道，臻于完备、成熟。 　　《公羊传》推崇周文王，称赞他建立周。肯定《春秋》中各国特别是鲁国国君遵守周朝“礼义”制度，按照周的年历，以建子的月为正月，等等。这都无不表明，《春秋》及《公羊传》，主张以周代的礼制一统天下。公羊学家董仲舒从加强社会遵从和施行“礼义”为核心的“大一统”主张的权威性出发，对《公羊学》的思想，作了较大程度的改造，把“礼义”一统的认识掩盖在“王权神授”烟霭笼罩下的天子一统的认识之下，以至于还有一统于天命、服从于三统等唯心主义的内容，使人觉得神而又神，只可遵循不可置问。而在解释天子一统认识的同时，却明显地露出“礼义”一统的论见。譬如：“《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春秋繁露“元”和“本”之“正”、君王之正与否和自然等的关系。所谓以元为始，就是讲遵守“礼义”；所谓“正”，就是“礼义”得到遵守和施行。在《玉英》篇中，认为确定鲁国诞生之年为元年，是以“礼义”治理国家的开始，“治国之端在正名”。这说明“元”的本身就反映了遵守“礼义”制度。董仲舒还认为元即天地万物的起源，“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诸侯不上奉王之政则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后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则不得为政，故先言王而后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号令则无法，故先言春而后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则不能承其化，故先言元而后言春。五者同日并见，相须成体，乃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公羊解诂“元”在公羊学家手里，是“礼义”得到遵守和施行、社会政治进步和发展的范畴，当然也变成了体现天人关系的原则性的术语。具体到社会政治领域，董仲舒认为只有遵守和施行“礼义”政治的尧、舜、周文王和周武王才能承担天之大命。 　　贰 　　司马迁对董仲舒以天命论为思想基础的一统论是否定的，但对其隐含的“礼义”一统等论见是汲取并发扬光大的。他的一统思想，认为一统的核心是“礼义”，以施行和弘扬“礼义”为出发点，以贯彻“礼义”为过程，以实现“礼义”的现实化和升华为宗旨；认为“礼义”应该得到广泛深入地施行和遵守，成为国家管理机制的运行规范，成为社会各阶级、阶层以至每个成员的自觉意识和品格修养，体现在集体和个体的行为中；认为天子在社会“大一统”历史中，应该也必须处于中心地位，驾驭大一统统全局，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号召力，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和作用力，圣君贤相通过辅佐天子、管理国家机构作用于社会，而推动“大一统”进程，在“大一统”过程中起到一定的作用；认为“大一统”体现在社会运行有序，政治、经济、文化进步和发展，国家统一稳定，民族融合团结；认为“大一统”就是社会不断富强和文明。如此丰富深刻的一系列思想内涵，根源于使人事脱离了神力。也就是说，把一统思想由董仲舒的神学体系下拯救出来，进而使之完善，是司马迁一统思想的突出特征和重大贡献。 　　司马迁一统思想的突出特色和重大贡献，来自于对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的评析批判。《太史公自序》里通过自然星象的观察说：“星气之书，多杂讥祥，不经；推其文，考其应，不殊。比集论其行事，验于轨度以次。作《天官书》。”通过对历史的考察说：“幽厉以往，尚矣。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讥祥不法。”司马迁认为“天人感应”等迷信学说为“不经”之论，所谓“天变”大多是人们因政治需要臆造出来的。他列举了一系列史例，说明自然天象与社会政治没有丝毫关联：“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挈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