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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伯父张学良 　　2010年3月6日，北京贵宾楼饭店，我见到了张学良五弟张学森的长女张闾蘅。张闾蘅介绍说：“我是在美国出生的。6岁到了台湾，在台湾长大。小时候，我知道我有一个很出名的爷爷叫张作霖，还有一个出名的伯父，可是这个伯父在当时国民党政权统治下是一个叛徒，他是对国民党叛逆的人。所以我们从小就没能看见他，他在哪我们当时都不知道，知道他在台湾，可是在哪没有人告诉我们。我念书时，每当老师讲到历史，讲到西安事变这一段，因为我坐在教室里头，老师都非常爱护我，讲得非常少，就把这一段略过去了。可是教科书写着他是叛徒，他对国民党是叛逆的。我们知道我伯父是被人羁押，关在深山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跟他联系和接触。当我慢慢长大了，就问为什么不让我们见他，有很多为什么。” 　　张闾蘅是张学良、赵一荻在台湾生活的见证者，曾著有《张学良、赵一荻私人相册：温泉幽禁岁月（1946-1960）》一书。1967年，张闾蘅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先在香港工作了几年，又回台湾住了一段时间。无论在台湾还是在夏威夷，张学良的子女都不在身边，她与妹妹张闾芝便成了大伯张学良关系最亲密的家人。“只要我回到台湾，大伯几乎每天都来，他往屋里一坐，打开话匣子，奶奶、妈妈、我们都成为他的听众，讲他的童年、他在东北的往事，讲祖父张作霖的趣事，偶尔也会讲起囚禁生活中逗乐的事”。在张闾蘅眼里，大伯张学良性格活泼，但一生坎坷，大半生活在没有自由的日子里，他是一个喜剧人物，却活在悲剧里面。 　　“我的事情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 　　张闾蘅说：“关于西安事变的大部分史实都已不是秘密，90%都公布了。周恩来总理及大陆一些档案馆的史料都有记载。大伯常说，他一生最佩服的人就是我爷爷张作霖和周恩来。” 　　谈及张学良，不得不从张作霖说起。张闾蘅说：“大伯受我爷爷影响很大。本来他不愿意做军人，被他父亲逼得一定要当军人，他是想当医生的。我爷爷挺凶的，个儿很矮，坐在那里，你以为他是很高大的一个人，他上身特别长。可是他特别有威严，大伯从心眼里佩服他，他真的是最想知道怎么跟日本人打仗，可是他一辈子没来得及做成这件事。” 　　1928年7月3日，年仅28岁的张学良向全国通电就职“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此时，离张作霖被炸身亡只有短短一个月，张学良就顺利接手了东三省的军政大权。但是，到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前，东北早已沦陷，华北也已危急。正是因为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张学良最终决定进行兵谏，发动西安事变。事变当天，张学良在发给宋美龄的电报中吐露了自己的失望：“（蒋介石）违背全国公意，一意孤行，致全国之人力、财力，尽消耗于对内战争，置国家民族生存于不顾。” 　　晚年的张学良曾坦言自己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他说：“我做那件事情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有混过与我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我没有！假设我自个要地位、利益，我就没有西安事变。”在张学良囚禁蒋介石的过程中，张学良没有向蒋介石要地盘和金钱。“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都不要，所以蒋先生也就原谅我”。 　　张学良和蒋介石的冲突，在于“攘外”与“安内”孰为先的问题。为此，张学良与蒋介石大吵了一顿。张学良说：“这样下去，你就等于投降呀。”蒋介石说：“汉卿呀，你真是，你无耻，咱们军人从来没有降这个字。”张学良说：“你这样做比投降还厉害。不战而屈人之兵，上策也。你这样叫人家不战就把我们中国一点点吞去，你不等于比投降还不如？” 　　1990年，90岁的张学良回忆起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时说：“我真怒了，所以我才会有西安事变。我怒了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 　　经过多方斡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杨虎城送蒋介石及宋氏兄妹上飞机。为了维护领袖威信，张学良亦随同护送蒋介石回南京。飞机抵达南京后，张学良即被“军统”特务监视，私人飞机也被封存。张学良是抱着必死之心去南京的，但是蒋介石原谅了他。因为“不原谅我，他不把我枪毙呀？我到南京是预备被枪毙的，我是应该被处死刑的，我是个军人，我懂得。我也带兵，也带过部下。假设我的部下这样，我就把他枪毙了”。 　　由于西安事变隐藏的秘密太多，牵涉的人物也庞杂，张学良曾下决心“至死不说出这个事情的”。张闾蘅说：“蒋夫人当时为了营救蒋介石而答应的条件，事后蒋介石没有遵守承诺，蒋夫人为此深感内疚，正因如此，蒋夫人保住了伯父的性命，不致遭遇与杨虎城将军一样的下场。” 　　在张学良长达101岁的漫长人生里，他认为自己的生命在36岁时就已经戛然而止了。他不无遗憾地说：“我的事情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西安事变那年张学良正好36岁，此后即被囚禁，从南京、贵州修文县阳明洞、贵阳市麒麟洞、贵州开阳县刘育乡、贵州息烽县阳郎坝、重庆歌乐山戴公馆到台湾井上温泉。 　　张学良的幽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