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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诚-穿梭两岸的重要密使
沈诚:穿梭两岸的重要密使
【1921年出生于浙江,曾担任蒋经国的机要秘书】
1980年代,中国共产党逐渐调整了对台方针政策,大力倡导和加强两岸民间往来,通过政治谈判实现国家统一,在岛内和海外产生了空前热烈的反响。1981年至1987年,沈诚受命于蒋经国,穿梭两岸之间,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两岸密使。
收到叶剑英的邀请函
沈诚1921年出生于浙江,受家庭的影响,自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他就成为了蒋经国嫡系青年军中的一名师长。台湾陆军大学参谋班毕业后,曾出任国民党陆军少将,后来又担任蒋经国的机要秘书,并与蒋经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也为他后来充当两岸信使埋下了伏笔。
1949年,沈诚随着国民党一起离开大陆去往台湾,从那时起其内心就有了一种飘零之感,思乡的情愫从未间断。祖国虽近在咫尺,但却因两岸消息闭塞,他也只有雾里看花的份儿。1980年前后,沈诚从军队退役,来到香港,出任《新香港时报》社长兼总编辑。1981年8月的一天,香港一家国货公司的负责人到报社给沈诚送来了一份“邀请书”,邀请他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大会”,地点在北京,时间为10月10日,署名是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叶剑英。
在当时的环境下,两岸还是“隔海对峙”的形势,收到这样的一封邀请书,沈诚心中有些纳闷,隐隐还有一些不安。经过了一番周折,他了解到,这一次盛大庆祝“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大会”的嘉宾是全球统请的。在香港除了他本人,还有其他4位年逾80的老革命家也在被邀之列。
这让沈诚在受宠若惊之余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由于他当时还是预备役的陆军高级军官,不能任意自由行动。如果要到北京参加活动,他必须对台湾官方有个交代。于是在接到请柬的3天后,沈诚专程去了一趟台北请示蒋经国。蒋经国对沈诚此行,既不鼓励亦不禁止。他说:“按政策,你去大陆是违法的,但依你目前的身份能去看看也是未尝不可。”后来,他又嘱咐沈诚,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报备一下。临别时,蒋经国却例外地交代给沈诚一个私人任务,希望他能抽空去一趟溪口,看看那边情形,最好能拍摄一些现场照片。
蒋经国同意“两党对等谈判”模式
1981年9月25日,沈诚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了阔别30年的故土。沈诚回到祖国后不久,叶剑英在9月30日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身份,对台湾发布了有名的“叶九条”。
1981年10月3日,叶剑英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约见沈诚,他和叶帅在抗战胜利后,北平“军调部”时期(国共和美国三方组成的军事协调部,其职能是专为调停国共两军军事冲突)有过接触。叶剑英是第一位接见沈诚的中共高级领导人,他向沈诚解释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并委托沈诚向蒋经国转达中央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
1986年夏天,沈诚写了一份数千字的《国是建议备忘录》分送给了两岸的领导人―――北京的邓小平先生和台北的蒋经国先生。这一份《国是建议备忘录》主要内容包括下列六点:一、分析两岸两党对当前“国是”在观点上的异同;二、双方对意识形态的差距和互相执着;三、经济制度、社会结构的分歧;四、如何在“国家至上、民族第一”的大目标下,共同为和平共存、国家统一而努力奋斗;五、国家一定统一,手段必须和平;六、实行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
1987年3月,有关部门通过“全国政协”邀请沈诚到北京再次进行会晤。离开台北之前,沈诚再次密见了蒋经国。他和经国先生谈了很多,关于两党、两岸问题,沈诚力主突破“三不原则”,经国先生没有反对他的建议。
蒋经国表示在当时阶段暂时还只能采取“官民有别”的政策,对纯民间的接触、交流,台湾当时新的“三不政策”是“不鼓励”、“不支持”、“不压制”。蒋经国先生这个决定,无形中对于“三不政策”有了新的改变,这对两岸形势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到达北京以后,在中南海军委会的一个会议厅,沈诚第一次见到了当时的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杨尚昆对沈诚说:“我们党中央对于你提出的建议十分重视,并且领导们也决定了一些具体步骤,所以请你来谈。我们认为两党之间,已经差不多有40年没有接触对话了。兄弟骨肉没有什么不可解决的事,有问题大家坐下来谈,只要大家开诚布公地谈,总会消除一切隔膜的。沈先生,你很热心两岸、两党的事,往返奔波,主要也是为两岸交流搭桥。”沈诚听了杨尚昆的话,觉得十分中肯,便也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蒋经国的想法。
杨尚昆说:“国共两党在历史上来看,合则两利,国家兴旺,分则两败俱伤,国家衰败。经国先生秉承蒋老先生之民族大义,坚定一个中国政策,我们十分钦佩。希望国共两党能够第三次合作,共创光明前途。”
关于国共和谈的问题,沈诚提出由中共方面提出腹案,以便他向蒋经国“请示机宜”。随后,杨尚昆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两岸进行谈判的几条原则,既具体又重要。沈诚向蒋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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